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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正午的阳光下,天津大学校园内,树木葱茏。宁静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坐落在一栋高大的深灰色建筑楼里。推开三楼他办公室虚掩着的门,高大魁伟的冯骥才站起身来:宽宽的额头,浓眉大眼,鬓角虽已发白,但目光炯炯有神。谈话间,声音平缓,透着知识分子的儒雅。

像医生一样抢救民间文化

2003年,由冯骥才倡议推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令这位作家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关注。尽管1000多项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已经完成,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还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抢救的速度还是远远赶不上消失的速度。“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

两年多来,冯骥才跑遍了全国26个省、自治区、市,边指导志愿者进行田野普查,边进行民间文化抢救。在他眼里,民间文化有着无尽的魅力甚至充满着灵气。南乡三十六村、内丘神马、拜灯山、打树花、仁慈堂、屋顶秘藏古画版等等,这些散落民间的文化艺术携带着历史的、文化的气息,凝聚着先人的智慧。

河北的武强、天津的杨柳青、河南的朱仙镇等都是年画产地。“以前一张年画卖一两块、两三块钱,现在一些艺人的画已卖到几百元钱一张了。还建起了博物馆,出版了整套的书”,冯骥才欣慰地说。

“古村落是中华文化的箱底儿。”冯骥才说,中国目前有2800多个县,1。9万多个镇,有几十万个村庄。相对地说,特色比较鲜明、保留比较完好、历史的记忆比较深厚、民俗和民间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村落至少有几千个。由于年轻人到城里打工,很多古村落人去楼空。加之开发商对古镇、乡村的不合理开发,“古村落内在的、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被抽空。”

为了摸清古村落的“家底”。冯骥才跑遍了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等7省的几十个村庄。他直接和镇长、村长“谈判”,在一系列的乡村文化论坛和研讨会上发表看法。“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古村落的现状和出路的文章。明年5月份,在江南的嘉兴召开全国古村落高峰论坛,请全国古村落负责人到那里去研讨。”

“我们就像医生一样,在抢救一个个生命。”冯骥才说。

写小说,还是到民间

冯骥才是作家,也是位画家。在他事业辉煌的时候,即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拿他的话说,现在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即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普查和认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古村落的调查与保护。如今,诸如中国木版年画、民间剪纸、唐卡等等,以及中国民俗志、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撰都已展开。

“我的这种转换是非常自然的。”他毫不迟疑地说。

冯骥才讲了一个故事。10年前,一位法国女子在贵阳市租了一套商品房,花钱雇人到各村寨专门收集古老的服装与饰物,每过一阵子,就打包装箱运回法国,一干就是6年。“别人视为宝贝和值钱货,我们自己竟轻易地放弃。这是轻贱了我们自己的文化。”

对于老城,冯骥才有着特别的感情:1994年,他拿着稿费赶在天津老城拆迁之前记录下完整的老街;在他的奔走下,估衣街得以保留;天津总商会遗址被拆时,刚从法国回来的冯骥才站在废墟上落泪了,他哭“原汁原味的‘五四运动’的遗址”没有了……

“我们是讲责任的一代。当看到我们的社会和社会文化出现不和谐时,看到我们的精神领域有这么多的困惑时,就会毫无疑问地守望我们的文化。”说到这里,冯骥才有些激动:“我现在是急于写我的散文,急于写我的小说,急于画我的画呢?还是急于到文化的第一线去,到田野里去,到民间去?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后者。”他提高了嗓音:“这个选择是完全凭自己的心,而不是太费劲的选择。”

传承文化是大家的事

冯骥才两次通过卖画筹集资金,成立基金会支持云南甲马、贵州民间美术遗产等调查。基金会还与中国民协合作,评选中国首届“民间守望者”奖。

“经费非常少,普查抢救民间文化非常艰苦,需要很强的奉献精神。许多文化工作者在第一线默默地工作着,一些很有名的老专家住着最普通的旅店,甚至住在老百姓家里,调查、研究、抢救,非常令人感动。”

60多岁的冯骥才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疲倦。但是,一旦有个电话打过来,说到一个好的街区或村落要被拆掉的时候,他再累也会跑去。

“因为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爱。它们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十字。我曾经说过这句话:民间文化要拨打120急救电话。”

“坦率地说,我有时候也非常悲观。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天津的很多老街区还是拆掉了。但是你还是要拼力去做。为了一种精神吧。”谈到这里,冯骥才深情地说:“我跟爱人都是画画、搞艺术的,她对我的想法很了解。她支持我,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传承文化是每一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独特的气质、独特的传统,才能传承下去。我们需要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