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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本色遮掩奇才光芒

早晨7点,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巴丁正给家人煎鸡蛋。女儿贝特茜和儿子比尔突然冲进厨房,大喊“爸爸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听到新闻报道,巴丁和同事肖克利、布拉顿共同获得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巴丁手里的平底锅“啪”地掉到了地上,东西撒了一地。“我怀疑委员会中的很多人都不确信这项技术值得这个奖,我自己也感到怀疑。”在给朋友的信中,48岁的巴丁写道。

巴丁所提到的“这项技术”是指九年前,他和同事一起发明的晶体管技术。当时,贝尔实验室的这三位研究人员,担心他们的发现只是偶然的成功,不敢将情况报告给实验室高层。经过一周验证,他们最终向上级成功演示。但是,巴丁不久后便遭肖克利排挤,1951年转到伊利诺伊大学任教。

这个名声在外的老师,并不太受学生欢迎。巴丁沉默寡言,言行看上去甚至有些木讷。回答学生问题时,他总是用同样的几句话。

“他几乎像一台录音机,只是一味地重复。”学生回忆说。这也让许多学生最终放弃选修巴丁的课程。课外,他对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科恩还是无名小辈,与巴丁素不相识。为了得到一组正确数据,他冒昧向巴丁求助。很快,科恩就收到一个棕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封很长的手写信。科恩后来回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能如此耐心对待一个初学者,“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获奖的消息,让人们开始关注这个沉默的男人。大约60名物理学家和夫人拿着手电筒,高唱“因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人”,当晚来祝贺巴丁。第二天,在巴丁夫人的故乡,一家报纸报道说“本地一女子的丈夫获得诺贝尔奖”。

巴丁还是原来的巴丁。颁奖仪式举行前一分钟,正在换礼服的布拉顿接到巴丁的求助电话。由于领带发生意外,巴丁要向布拉顿借一条,而此前他刚向布拉顿借过一件背心。

带着荣誉回到学校的巴丁,依旧低调。他担任学生拉塞尔的论文委员会成员。在做开题报告时,拉塞尔告诉委员会,自己无法找到某方面的论文资料。巴丁在台下一言不发。报告结束时,他递给拉塞尔一个书单,上面列着的学术刊物,大都晦涩难懂。

大部分时间,巴丁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1941年,巴丁研究超导性的论文,曾被人交给泡利。得知泡利不赞同这篇论文后,已经被征召到海军军械实验室的巴丁,便把论文暂时放了下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后,他经过六年努力,和库珀、施里弗一起提出超导的微观理论。但在1958年,施里弗到哥本哈根拜访玻尔时,玻尔认为这一理论不正确。巴丁则在给施里弗回信里,写道“玻尔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然后便不再多说。

在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系,巴丁却不得不多说,“约翰会知道的”已经成为大家的口头禅。很多同事和学生,都跑来向巴丁求教。这甚至让他的同事感叹,自己好像“同佛祖待在一个办公室”。

“佛祖”也表现出了他的宽厚。1962年,在一次公开辩论会上,巴丁反对23岁的研究生约瑟夫森提出的“约瑟夫森效应”。反对归反对,离开时巴丁还是像父亲拥抱孩子一样拥抱了对方。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巴丁公开收回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并在1965年邀请年轻人到伊利诺伊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1972年10月20日清晨,巴丁被瑞典官方打来的电话吵醒。他因为超导性研究,再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那天,妻子注意到,经过大厅时,巴丁和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的伦德奎斯特走在最前面,但巴丁的害羞让他有些畏缩不前,伦德奎斯特只好拽着他往前走。

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生前,一度打算为这位唯一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奇才立传,最终未能如愿。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巴丁在生活中实在太普通,引不起读者的兴趣。

巴丁始终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凡人。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曾询问巴丁:作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你对死刑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有何看法?巴丁回答:我不认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就具备了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的特殊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