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看到一篇博客文章《中国为何出不了门罗那样的作家》。文章立意是不能轻视短篇小说而只追求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希望中国作家也能像门罗那样以短篇小说表现日常生活并探究心灵的“深洞”。文章的内容我是赞同的，不赞成的是那题目。其实当代中国作家写短篇小说的大有人在，林斤澜就是一位短篇小说大师，堪称中国的契诃夫。
我1978年结识林斤澜以后，就尊称他为林大哥。2009年，他病重住院，我去看望他，大声呼唤：“林大哥，心武看你来了！”他睁大眼睛望着我，几秒钟后，忽然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就在我离开医院约一小时后，林大哥驾鹤仙去。他赠我的、我自己买的那些他的小说集，是我枕边的常备书。
林大哥是美男子。抗战时期，他作为流亡学生，在重庆成为舞蹈家戴爱莲的学生，攻芭蕾舞。那时他只有十七八岁，戴老师有时会带些学生参加文化界的活动，因之他得以目睹那时重庆文化界不少人士的风采。多年后他与我闲聊，有回就说到冯亦代。冯比林大10岁，那时候冯的正式身份是印刷厂副厂长，经常参与进步文化界活动。他写杂文随笔，翻译海明威的作品。
林大哥跟我形容，他所看到的冯亦代，30来岁，西装革履，鬓如刀裁，面若美玉，风流倜傥，谈笑风生。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我见到冯亦代时，他却分明是一位眼袋突起、面有褐斑的老人，不过双眼依然炯炯有神，总是笑眯眯的。
1978年，我参与《十月》的创刊，编辑部派一位女士去找林大哥约稿，去时见林大哥正坐在小板凳上，俯身在椅子上写作，“远看他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现在80后、90后可能不知赵、孙是何许人了，上世纪60年代，他们是全国电影院统一悬挂的22位大明星照片中的两位帅哥明星。林大哥一人兼具两位帅哥之美，非同小可！后来我请他到寒舍小酌，说起那位女士对他的印象，他先呵呵一笑，忽又正色对我说：“人不可自以为美，美是脆弱的！”
林大哥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候他是北京人艺的编剧。有一次，戏剧界人士在老北京饭店宴请苏联戏剧家，他坐在末席，观察到位列前席的路翎，俨然一个美男子，也是西装革履，扎着领带，其潇洒俊逸，不让当年在重庆见过的冯亦代。当时路翎微醉，举着盛葡萄美酒的玻璃杯，很销魂的模样，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两年以后，路翎就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锒铛入狱。多年后路翎刑满释放，住在胡同杂院里的一间破屋，衣衫褴褛，满脸皱纹，每天需扛大笤帚扫街。
改革开放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几步平反，路翎重返中国作家协会。在作协那栋住宅外面的街上，我见到一个两眼发直、脊背佝偻的老人。他的衣衫倒整洁，但那愣愣地朝前痴走的模样，令我惊异。后来知道，那正是路翎。那形象给予我刺激，使我想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及甄士隐的解析，想到了脂砚斋批语中的“少年色嫩不坚牢”。
他们在1949年以前都属于进步的文化人士，磕磕绊绊地穿越了诡谲的世道，迎来了改革开放，但就有跟我一辈的人，对他们深为鄙夷。
在冯亦代谢世前的五年，我见到他的《悔余日录》。他对自己被划为“右派”后充当“卧底”一事（就是接触下台的政治人物，向有关部门报告其思想动向）自我曝光，有人读后感到深恶痛绝，但是我觉得他能自我揭发，也就是表达了忏悔。那是被伤害者的悲剧，也是冯亦代的悲剧。我比较愿意从脆弱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这个角度，以大悲悯的情怀，来看待冯亦代晚年勇于公开自己当年日记的行为。读他的那些日记，我们可以了解，人性在苛酷的生存环境里，善恶等因素会如何激荡，那种痛苦挣扎令我们不忍自居审判者，而宁愿把他的那些文字当作一面镜子，来检视自己人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