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时，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年代，但后来我们中国大地上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人，是他在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一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即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性温口讷，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时，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当时，他不过17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宗旨忌远，议论忌高，切实求学，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刚刚起步的生机。
1918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清华执教。当时国内科学研究之窘境，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物理有四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即使在炮火中的西南联大，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李政道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得不认真，要扣去25分”。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那三张学生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来做行政的工作。
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却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1937年，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
冯秉铨毕业时，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1929年，他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六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见到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清华的校史记载：“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不满30岁。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疑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二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1938年，熊突然说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地雷，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战争中，熊大缜被怀疑是汉奸，遭秘密逮捕。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他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近百人受到株连。此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月23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g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这件事并没有结束。1968年，他已经70岁。因为熊大缜，他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遭到逮捕，入狱一年半。
看过提审记录的黄廷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地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他再次入狱，出来时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三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渐渐恢复一些神智。钱三强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他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深知老师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我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北大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张之翔回忆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两条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张之翔泪流满面。
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好像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只有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翻到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唯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80年之后，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辈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日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