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问杜拉斯：“您在生活中最喜欢什么？”她说：“这很容易回答，爱。”在她眼里，没有爱的时间是无权被记住的。杜拉斯对感情的极度渴求，有一部分是源于她的成长环境。杜拉斯1914年出生在越南，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偏爱她那个酗酒且暴力的哥哥，她在亲情的荒芜中长大。就好像自幼穷怕了的人成年以后爱财如命一样，杜拉斯在感情方面总是不知足，而且吝啬异常，她总觉得别人是在剥削她，蓄谋暗算她，她需要被源源不断的安全感浸润，些许的疏离和伤害，都会激起她神经质的大幅反应。她一生都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因此，爱上她或者被她爱，往往意味着自虐。这一点在她晚年表现得最为明显。
18岁时她随家人离开越南前往法国，她离开初恋情人时没有流泪。25岁时她与昂泰尔姆结婚，然后在书业俱乐部工作，陆续发表小说。1944年，昂泰尔姆被捕，他被关押在德军集中营里的时候，杜拉斯与情人住在一起。等待他归来。她把这一段经历写进《痛苦》。一年后，丈夫回来，她说：“我爱过你，可是我现在不能再和你生活在一起了：”两人离婚后，她与情人同居。但后来他们也分开了，因为杜拉斯视写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有时彻夜不停地写，没有男人可以忍受。
她的黄昏恋最为人津津乐道。一位年轻的男大学生偶尔翻看杜拉斯的小说，看得欣喜若狂，彻夜不睡。后来他打听到她的地址，不断给她写信，几年后。杜拉斯给他回了信，从此他们开始相恋。此时是1980年，杜拉斯66岁，而那个男生，杨·安德烈亚，只有27岁。很快，她就要他用打字机打下她口述的文字。他后来回忆说：“她比我更年轻，她猛冲猛杀，什么都不在乎……我不再是我，是她以强大的威力使我存在。”
安德烈亚此后一直陪伴着她，直到1996年她离世。在此期间，他是她的情人、奴隶以及出气筒。他整天替杜拉斯整理稿子，购物，干杂事，还要挨她骂，被她罚。他经常出逃，有时彻夜不归，在车站或酒吧里过夜……但他总是会回来的。杜拉斯和这个男孩在一起生活了16年。不知道他爱吃什么，因为她从来没有把菜单递给他；他只能看由她挑选的书：除了杜拉斯，他不许和任何人说话：他姐姐、妈妈、朋友和同学……他的社交圈子，就是她笔下的人物。
但她还是怀疑他的感情。安德烈亚在回忆录中写到，杜拉斯有时问他：“要是我一本书都没有写过，你还会爱我吗？”他低头不语。她说：“不知道你在我这里干什么。也许是为了钱。我先告诉你，我什么都不会给你。我了解那些骗子，别想骗我。”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她有时甚至把他赶出家门。杜拉斯死后，他确实什么也没得到，但是在她病危之际，她已经说不出话时，却挣扎着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你”。
同样的，做杜拉斯的朋友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法国时尚杂志《玛丽嘉尔》的主编芒索与杜拉斯是闺密。杜拉斯每次搬家，都要芒索跟着她，30年一直如此。另外，她也不许芒索质疑她任何一部作品的质量，否则就可能被驱逐。事实上，芒索同样是个优秀的作家，从60年代就开始写小说，萨特曾给她的书写过序。杜拉斯有一次质问她：“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可以忍受我，一个作家是不能忍受另一个作家的。”芒索的《闺中女友》一书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杜拉斯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她多样而矛盾的性格魅力。她富于行动。能一本接一本地写书。不放弃对男人、植物、艺术、食物、晚会的热情。但她一生都像少女一样任性，酗酒行乐，68岁时还被送到医院进行戒毒治疗；她又有着孩子气的怯弱。大雨之中无助地躲在屋檐下啜泣，因为“害怕一个人待着”：穷困寒酸，穿得像个乞丐……不过，杜拉斯后来还是和芒索断交了，理由仅仅是。芒索在写关于杜拉斯的作品里，提到了她的出生年月。杜拉斯认为芒索是卖友求荣。出卖朋友的隐私，以期待作品被人关注。
70岁出名之前，她一直都很穷，一件黑色坎肩，一条筒裙穿了15年。幼年时，她妈妈辛苦积攒的钱被殖民地官员骗走了，所以她反抗政府、厌恶法律，视它们为自由的障碍，她鄙夷公务员，称他们为制度的走狗。
“杜拉斯热”一直延续。在法国的塞纳河边的左岸咖啡馆。常常可见身穿巴黎时装的女郎手里拿一本杜拉斯的小说凝思，这几乎成了法国小资情调的一个缩影：而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深受她的影响，林白、陈染、卫慧、安妮宝贝都模仿借鉴过杜拉斯的风格：在知识分子中。杜拉斯也拥有大量粉丝，王小波曾经说：“她的书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写小说的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