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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温润的美玉

1952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汤一介。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举行。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委员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场“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仪式,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婆婆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讲话大概的意思是,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有“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脾气非常好,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后来,两位老人进屋休息,接着是自由发言,朋友们尽情哄闹、玩笑。汤一介的一个老朋友、闻一多先生的长子闻立鹤,玩笑开得越来越过分,甚至劝告汤一介,晚上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说什么“敌进我退”“敌退我攻”之类,调侃之意,不言自明。我当即火冒三丈,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严厉斥责他不该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开这样的玩笑!大家看我认真了,都觉得很尴尬。我的婚礼就此不欢而散。我和汤一介怏怏不乐地驱车前往我们的“新房”。为了“划清界限,自食其力”,我们的“新房”不在家里,而是在汤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的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我婆婆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啊。汤老先生和我婆婆要我们参加这场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首先要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伤了两位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毕业后我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敞的燕南园58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汤老先生和我婆婆都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俩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早餐时,我婆婆将汤老先生平时夹馒头吃的黑芝麻粉错拿成茶叶末,他竟也毫不怀疑地吃了下去,只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涩”。汤老先生说话总是慢慢的,从来不说什么重话,因此曾有“汤菩萨”的雅号。这是他去世多年后,学校汽车组一位老司机告诉我的,他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对人的善意。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利的人。像他这样一个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校方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让他当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先生告诉我们,晚餐时,汤老先生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去台湾,把学校的事务都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的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如果有些经验,我们应该当时就送他上医院,但我们都以为他是累了,休息一夜就会好起来。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出血,我们立即将他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字,腿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饾饤札记》中。

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孩子刚满月我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6个处理等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

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哪里经历过这样疾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而且这斗争竟然还闹腾到自己家里来了!他一向洁身自好,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什么人,这次,为了他的长孙——我刚满月的儿子,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的母亲正在喂奶,为了下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8个月。我喂奶刚满8个月的那一天,下乡的通知立即下达。记得我离家时,汤一介正在黄村工作,未能见到一面。趁儿子熟睡,我踽踽独行,从后门离家而去。偶回头,看见汤老先生隔着玻璃门,向我挥了挥手。

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儿媳妇还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谈到我时,曾说:“她这个人心眼直,长相也有福气!”1962年我回到家里,每天给汤老先生拿药送水就成了我的第一要务。这个阶段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集体舞跳得非常热闹。毛主席请一些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弟弟一家?当时我们住在一起,带谁去都是可以的。汤老先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可能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会特别难过,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老先生深知成为右派这件事是怎样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他尽量避免让我感到受歧视。我想,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也许还因儒家的“长幼有序”吧,最后,他决定还是带我们一家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夫妇和孩子们握了握手。我想,对于带我上天安门城楼可能产生的后果,汤老先生不是完全没有预计,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为了给我一点内心的安慰和平衡。回来后,果然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竟然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了天安门!带到了毛主席身边!万一她说了什么反动的话,或是做了什么反动的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封信,我们也知道,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所写,其他人不可能反应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语,处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预料之中。

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婆婆日夜都在医院,我晚上也去医院,替换我婆婆,让她能略事休息。记得那个春天,我在政治系上政论文写作课,我常常抱着一摞作文本到医院去陪老先生。他睡着了,我改作文;他睡不着,我就和他聊一会儿天。他常感到胸闷,有时憋气,出很多冷汗。我很为他难过,却完全无能为力。在这种时候,任何人都只能单独面对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来到了1964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阳光普照,婆婆起床后,大约6点钟,我就离开了医院。临别时,老先生像往常一样,对我挥了挥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然而,我刚到家就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她号啕大哭,依稀能听出她反复说的是:“他走了!走了!我没有看好他!他喊了一句‘五一节万岁’,就走了!”汤老先生就这样平静地、看起来并不特别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汤老先生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他的儒家风范,他的宽容温厚始终萦回于我心中,总使我想起古人所说的“即之也温”的温润美玉。记得在医院的一个深夜,我们聊天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他好像是在为我解释“沉潜”二字,但我知道他当然是针对我说的。我本来就习惯于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没有深沉的考虑;又比较注意表面,缺乏深藏的潜质;当时我又正处于见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渊之中,心里不免抑郁。“沉潜”二字正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我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他最期待于我的。汤老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这两个字一起,深深铭刻在我心上,将永远伴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