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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功与过

几年前,我因获得鲁迅文学奖荣立了二等功。父亲得知后欣慰地说:“我们家终于有个二等功了。”我问:“你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地修路架桥,怎么就没立个二等功呢?”父亲说:“只差一点点,被一个处分给抵消了。”我大吃一惊:“怎么,你还挨过处分?”父亲点头,笑眯眯地给我讲起了发生在60年前的故事。

1951年春节刚过,父亲作为铁道兵的一员,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作为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大学生,父亲不但年轻有为,还非常敬业。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他和战友们历尽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尽全力保障铁路的畅通。1953年,他所在的部队担负守护大宁江桥的任务。大宁江桥是朝鲜金义线上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是朝鲜三大铁路桥之一),它的畅通关系到整个金义线的畅通,当然也是被美军炸得最厉害的一座大桥。仅靠守护是不可能的,只能不断地抢修,和轰炸抢速度:敌机上午炸他们下午修,敌机下午炸他们夜里修;正桥断了,他们就修便桥。总之,决不让这条重要的交通线中断,保障后方物资源源不断送上战场。美国媒体由此感叹说:“美国和其他盟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共产党的运输系统,但朝鲜仍有火车在行驶……坦白地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的建设铁路的人。”

轰炸不见效,敌人又换了一种方式,投掷细菌弹,用以杀伤这些“最坚决的铁路建设者”。父亲不幸“中弹”:他被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感染,得了斑疹伤寒,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父亲被送到师医院,在医院里昏迷不醒,高烧不止,整整5天后才醒过来——全靠身体底子好。父亲醒过来后不但重返战场,他身上的血清还救治了其他感染伤寒的同志。

就在入朝第三年的秋天,父亲他们发现大宁江桥的其中一座桥墩有了一道裂痕,顿时万分忧心。桥墩出问题可不比桥面,事关重大。但问题有多严重,或者说裂痕有多长有多深,桥墩需不需要重修,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如果要重修的话,就必须先修建拦截大坝(围堰),抽干河水,再开始修建,工程量非常大。更何况处于战争中,没有片刻的安宁,重修更是难上加难。

大宁江水深近20米,桥墩自然也是几十米高。为了彻底弄清情况,特别是水下桥墩的情况,部队专门请了一个潜水队来探测。但潜水员潜到水底好几趟,上来说这里有裂痕,那里有裂痕,但裂痕有多深,在什么位置,毕竟不是专业人员,表达不清楚。

父亲就向领导提出他亲自下水去看一下,以确定裂痕的位置和长度。领导就让父亲去潜水队做短暂训练。父亲的水性原本很好,小时候在剡溪里泡大的他,身体素质也很好。在短暂训练后,潜水队队长认为父亲没有问题,可以潜水了。

于是父亲就穿了潜水员的行头下水。当时已是10月,在朝鲜,10月的河水冰冷刺骨。父亲喝了几口白酒,暖了暖身子就潜入水中。为了弄清情况,他上来又下去,反复几次,在水底围着那个桥墩反复勘察,并仔细计算,终于心里有数了。他上来向领导报告说:“裂痕不严重,桥墩可以继续使用,货车和客车都可以通过,不必重修。”领导很吃惊,一再地问:“你有把握吗?”父亲说:“我有把握。”

现在想,父亲真是太年轻了,如此责任重大的事情,也不知道给自己留个退路,说点儿有保留的话,就这么言之凿凿地表态了,完全是凭着他的技术和良心,丝毫没考虑其他。

领导仍有些难以决策,毕竟责任重大,仅凭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判断能行吗?这时,上级派来帮助他们解决难题的工程师表态说,他相信父亲的分析判断,如果有问题,他也愿意承担责任。这么一来,终于决定不重修桥墩,继续使用了。

后来的情况证明,父亲的计算和判断是正确的。那个桥墩始终没出问题。

由于父亲的精确勘察和正确判断,大宁江桥不但没有影响运输任务,还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于是那位工程师提议给父亲报请二等功。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个重大贡献,应该立功。

可是,二等功报上去却没有批下来。一问原因,是父亲在此之前刚刚受过一个处分。

父亲“挨处分”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

3个月前,父亲所在部队接到一个重要命令:必须在10天之内将大宁江桥的正桥修通。可是,经过3年的反复轰炸,正桥已严重被毁,按正常情况起码得修半年才能通车,就算是紧急情况也得两三个月。可是上级下达了死命令,只给10天。因为和谈代表团的专列要经过正桥,专列已经到了距大宁江桥最近的一个车站,父亲他们都能看到一些外国人叼着烟下车散步了。周恩来还亲自打电话来过问此事,如果10天内不能修好,就算违反命令。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是在战争时期,父亲和战友们只得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他们没日没夜、抓紧分分秒秒地干。父亲说,那10天里,他几乎没有躺下过,实在太累了,就坐着打个盹儿,全靠年轻的身体和强大的精神支撑着。时值7月,正是洪水泛滥的时期,这又给抢修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很焦虑。可是越急越出错,由于过度疲劳,一些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了平时绝不可能发生的计算错误,以至于又延误了一些时间。

最终,他们在第11天的晚上,修通了那座桥,但比上级要求的时间晚了28个小时。因为这延误的28个小时,父亲和所有与此相关的人员都必须受处分,每人承担几小时。首先是队长被撤职,然后是科长、技术人员等,一路排下来。父亲作为工程师,承担了其中的4小时,这4个小时的处分是:行政警告。

这就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个处分的由来,而由于这个“行政警告”,他3个月后该立的那个二等功,也被抵消了。

父亲给我讲述着发生在60年前的故事,无比感慨地说:“我从军35年,立了8个三等功,就是没有立过二等功,你总算是立了一个。”

我对父亲说:“无论是你失去的那个二等功,还是你受到的那个处分,都比我的二等功更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