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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文明

家里的老自行车已锈迹斑斑,我推到修车铺找师傅看了一下。他说,内外胎都已经磨损,建议全部检修更换,需要75元。这个报价让我吃了一惊,我脱口而出:“那我还不如买辆新车呢。”这辆旧车,修车铺可以回收,但只值5元。当初我是在超市里花419元买的,加上39元的锁、29元的车篮,换了两次后座花了100多元,总计约600元,算下来相当于每年100多元。这点钱微不足道,但这辆车我骑了5年半,对它我还是有点感情的。

在我小时候,自行车可算是家里的稀罕物。我父母1976年结婚,当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结婚时的“三大件”。爸爸对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珍惜,按我妈的戏谑,简直超过对家庭成员的珍惜。这辆车他足足骑了10多年,在好多年里都光洁如新。并不只有我家如此,那几乎是一代人的记忆。北京的赵湘源女士就是因为舍不得扔掉攒下来的东西,以至家里堆满了杂物,她的儿子、当代艺术家宋冬为此曾将这些堆积在家的物件以“物尽其用”为名整理展出,让观看这一展览的许多人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这并不奇怪,在父辈看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很多做法与其说是“消费”,不如说是“浪费”。我自己也读过很多社会学理论,印象最深的是齐格蒙特·鲍曼抨击现代工业文明是一种“废弃物文明”,有意将物品制造得不那么坚固耐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不断地弃旧换新,从而有足够的需求推动生产。但這随之又造成弥漫于社会的消费主义、物质第一的观念,以及难以处理的大量垃圾。这些观点的潜在影响让我有意无意地偏向一种道德立场——消费主义是欲望泛滥的结果,应对当下的环境灾难负责。但修车的经历在无意中启发我从另一个视角看待问题:人们之所以倾向于弃旧换新,与其说是因为欲求过度,不如说是经济理性的必然结果。在我父母那个时代,物品很昂贵,而劳动力成本很低廉。20世纪70年代末,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需要200元,而我父亲的月工资只有33元,这需要他不吃不喝攒半年多才能买上。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们势必是“物尽其用”,注重循环再利用的。

在中国,消费主义还是近20多年来才在发达城市逐渐显现的,年轻一代确实大手大脚,也更容易喜新厌旧。这当然是因为人们日子好过了,而不是因为道德败坏。原因是,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制成品价格相比收入日益低廉,与此同时,人力成本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修补已逐渐变得“还不如买个新的”合算了。像这样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单靠个人“忆苦思甜”是无法对抗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哪种文化、哪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此免疫。也只有到了此时,全社会才会逐渐意识到,必须在垃圾吞没我们之前,找到循环再利用的办法——此时循环再利用已经不是为了节俭耐用,而是出于一种对环境和子孙后代的责任心。毫无疑问,要解决“废弃物文明”带来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反思现有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随之而来的理念。但对一个尚未真正富裕的社会来说,要人们多付出经济成本去过更环保的生活,很可能对大多数人没有太大吸引力。在这方面,顺应经济学逻辑,由国家对制造业设定环保的基本生产标准,鼓励绿色经济,使循环再利用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恐怕才是更有效的。这并不是推卸普通消费者的责任,而是从基本的人性出发:如果一件事有利,那它让人接受起来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