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已经走了20年，但前些天我还梦见了他。
父亲的经历非常丰富，他在空军总医院任职，最后的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父亲患有癌症，在手术后的20天左右，他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我想和你谈个事，我的肿瘤没摘。”
我说：“摘了。”他说：“没摘。这么大的手术，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引流管，可没摸到，说明肿瘤没摘。”我痛苦地看着他，说：“是医生让我骗你的。”他说：“20天，我想通了，生死有命。”于是，他跟医生谈生死。医生说，这是他接触的癌症患者中第二个直接和他们谈生死的患者。
父亲做了一次放疗后，病情很快恶化，不能进食，开始输营养液，使用各种镇静剂，身上插满管子。他把我叫到床边，说：“我不想治疗了，如果治疗下去，会连累你们所有人。我在医院待了这么多年，我很清楚，这样治疗没有任何意义，我也没有生活质量。我最终会皮包骨，不成人样，而你们所有人都会疲惫不堪。我现在的难受，你们不懂，它不是简单的疼痛，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癌细胞吞噬你的那种难受。”
我听了非常难过，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件事。最后，我告诉医生，不再给父亲做无意义的治疗。于是，医生拔掉了所有的管子。
父亲的去世让我认识到，面对处于癌症终末期的患者，现代医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患者保持尊嚴，让他们走的时候尽量不那么痛苦。镇痛技术可以说是现代医学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能让患者减轻痛苦。医学做不到让人永生不死，无论年纪大小，无论地位高低，无论财富多寡，都不能阻止生命走向终点。
那么，我们要怎样面对亲人的死亡？我想，人文关怀应提倡对最亲、最爱的人说出实话，让他和你一起探讨人生中最为沉重的话题——死亡。
生、老、病、死，人生四个时刻，都离不开医院。我们谈医学人文，其中一点就是要探讨现代医学对生命最终时刻的意义。在这里，我想说说我的接生医生叶惠方大夫带给我的生死启示。
叶大夫退休后一直住在解放军总医院分配的房子里，直到2017年去世。
她说：“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我到现在一直没有吃药，身上没有扎针的眼，没有注射任何针剂。”
叶大夫的女儿告诉我，老人101岁时，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逐渐减少了进食，去世当天上午，解放军总医院的领导都去看她，说：“您不愿意住院，就在家里给您输液吧。”叶大夫仍是拒绝输液，她说：“我不占用公共医疗资源，我活到这个岁数心满意足。”就这样，夜深人静之时，叶惠方大夫安详地心无挂碍地走了。
我想，这应该叫圆寂。一位看过无数生死的大夫，当自己面临死亡时，她看得很清楚。我也希望大家，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能够提升我们的认识。
尤其是在医疗技术取得如此进步的今天，我们怎么面对死亡？我的岳父因脑出血住院，在解放军总医院ICU住了16个月。
我时不时地会去看望他，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生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护士将电话放在一个患者的耳旁，他的亲人在ICU外隔着玻璃和他说话：“你快死吧，你不死我们全都扛不住了。”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那是患者的亲人吗？
有人告诉我，他卖了房子，能借的钱全借了，现在没有办法继续救治了。
我不主张通过卖房子来做无意义的抢救。我岳父在ICU抢救的500天，唯一换来的好处，就是家庭成员逐渐从内心承认了死亡这件事。对于绝大多数处于疾病终末期的患者而言，最后一段时间的抢救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没有意义的抢救，我们就要学会正视死亡，从内心去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