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高考有毛病，但还是最公平的一条路。
1983年，15岁的蒙古族少年白岩松进入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二中，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一学生。他的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哥哥。他对当时生活的记忆是“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
10年后的1993年，25岁的白岩松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工作，成为第一个在《东方时空》露面的新闻主持人。4年后他主持了香港回归的大型直播节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型新闻直播，他站在了世界瞩目的舞台上。再后来，他成为了央视的“名嘴”，成为全国闻名的主持人，粉丝无数。
“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高考，怎么会成为现实？”白岩松说。
新京报：还记得当年你的高考分数吗？
白岩松：483分。当时我过了重点线三十多分。那时候的高考首先要看过没过线，还要看过没过重点线，能不能上第一志愿的学校。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北京广播学院？
白岩松：这是一个偶然。我觉得人的命运确实有很多偶然性。我母亲是一个老师，她的一个学生比我高两届，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我高考那年，这个学生到我家拜年。我听见她跟我妈在聊，说广院如何如何好，比如考试很容易过，总能看课外书。我当时就想，嘿，这学校挺好。然后我一查，发现这学校确实不错。从那一年的春节，我就确定要考北京广播学院。
新京报：就因为“考试容易过，总看课外书”？
白岩松：当然还是我想学新闻。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想考新闻系，当时热门的是法律和经济。我们这两个人的名字还都有“松”字，另一位叫刘劲松，是个女生。我们俩还互相分配了一下，我说我喜欢广播电视，你喜欢文字，那你考人大，我考广院，免得咱俩同业竞争。后来她上了人大，我上了广播学院。她的分数也要高一点，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新京报：还记得考试时的情景吗？
白岩松：我考了几门，大部分都是第一个交卷，我妈回来问我数学多少分，我说放心，肯定110，那时候满分是110。分数下来，实际九十多分，就是因为马虎。我觉得我高考因为马虎起码丢掉了二十多分，但是也够了。
新京报：如果多给你一百分，你还会选择北京广播学院吗？
白岩松：依然是它，即使我所有的科目全考满分，我也选择广播学院。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大家没有那么强烈的名校概念。我媳妇也是广播学院的，比我低三届。她是江苏的前几名，镇江的文科状元，可以选择中国所有的学校，但是她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超出很多分。我的同班同学考上了北大历史系，但是他家里觉得他身体比较弱，希望扔到军校练练去。于是他放弃了北大，去了廊坊的武装警察部队学院。一学期过后他的身體就好起来了，那你说他受益了吗？但是反过来是否也在说明，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挑选我想去的学校和专业，不像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我喜不喜欢另说，我得去这个学校”。我觉得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扭曲。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来北京？
白岩松：我哥哥在1979年考上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带给了我很多外面的、鲜活的信息。我那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上大学，城市很重要，其实我现在也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没把上大学当成是一个院墙里的概念，你最重要的四年的成长时间，如果仅仅局限在这个学校围墙里面，是多么可怕。所以你生活的这座城市很重要。
新京报：你高中应该挺努力的吧。
白岩松：我们高考的时候头两年上高一高二没那么紧迫，我早就定下来我要学文科，所以我觉得高一就在混，高二的时候那惯性还继续。到了高三不行了，平常陪你玩的人没了。大家全在学习，你怎么办？更重要的是，突然意识到，还剩一年了，不能不上大学。如果不上大学，没有出路。所以开始玩命地学习。
新京报：为什么说如果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
白岩松：可能跟我自己的这个家庭有关系，我爸我妈都是大学生，我哥哥1983年大学刚毕业。我们没有任何门路，我妈妈就是普通的老师，我父亲在1976年就去世了，我妈一个人带我们俩。路在哪儿？
新京报：你觉得大学之于你和你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白岩松：我爸是他们地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是纯蒙古族人，连汉姓都没有。我这个“白”是“蒙满一家”时的赐姓，以前从来没用过。我爸上世纪50年代成为他们这个地区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从通辽考到了内蒙古师范学院。我妈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和我爸认识，有了我。
新京报：进大学的感觉怎么样？
白岩松：在大学我不仅读书还读人，那个时候我们的讲座非常多，我们广院非常活跃，各路人马荟萃，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如果让我感谢大学，我第一感谢大学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必须独立思考。
新京报：你和同学在大学里聊些什么？
白岩松：我现在高校里面演讲，好多人都不信，我说真的我那时候卧谈会谈女生比例很低，谈的都是酸溜溜的东西，一个话题，因为观念不同大家可以吵一宿。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谈论的东西不是物质，不是美女，而是现在常说的所谓诗和远方，是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自己想干什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大学四年把时光浪费在了很多美好但是没用的东西上。谈话，抬杠，大量看书，四处乱转，听讲座听歌。比如我办了广院的第一个书市，第一个体育节，我在学生会里供职，和同学“承包”了图书馆一年，然后请人来做讲座。其实今天看来这些活动都是无用的，但是这些成就了我，让我成为了我。
新京报：你很感激高考。
白岩松：我特别想讲一个很遥远的事情。1997年2月19号的早晨，我和刘春正在广州采访。那天睡梦中刘春突然把我推醒，“岩松岩松，起来，小平去世了！”我赶紧爬起来，我们俩就出去买报纸。广州的传媒很发达，六七点钟真买到了已经上市的报纸。当时我们正在做《新闻调查》，有采访。我们把工作时间压缩了，一上午全完成。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深圳，去给邓小平的画像献花。当时我们就看到，献的花被一车一车的拉走，因为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我们俩之后又跑到深圳植物园，到他种的那棵树下又献了花。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发自内心地感谢老人家。要说改革开放还是更宏观的事情，就仅仅恢复高考这一件事，就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是生活在海拉尔这个中国最北方的人，而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是在中国几乎最南方的广州。如此大的跨度，也就是说生命的直径变大了。你从来没有想过，难道不就是因为高考吗？而高考就是邓小平主政之后恢复的。我内心的感恩是非常强的。
新京报：为什么感受这么强烈？
白岩松：中国有一句话一直流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觉得恢复高考在中间应该加上四个字，“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恢复的不仅仅是高考，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公平、尊严、梦想。
新京报：你把学子有路和国家兴亡放到一个高度了。
白岩松：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是一本对我很重要的书。我今年重看了一遍，当曾国藩和他的湘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下南京，灭掉太平天国之后，他首先干的一件事是恢复乡试，也就是恢复高考。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偏远乡下的一个普通家庭，正是由于清朝的“高考”，他才有机会位极人臣。他深深知道乡试对一个个体意味着什么，对当时的朝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打下南京之后，恢复了中断十二年的乡试。他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气力，我理解他的心理。所以换过一个时代，恢复高考何尝不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恢复乡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学子无路，匹夫有责不就是空话吗？不管是过去的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朝廷，还是现在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只要还为四面八方的孩子、学子提供一条相对还算公平的路，就总不会太坏。如果这条路被堵死，梦想不可能再有，尊严也谈不上。所以我觉得，恢复高考的核心就是“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我特意断了一下，不能光是一个国，还有家。
新京报：每年高考，媒体都会披露，有多少高三毕业生放弃了高考。
白岩松：我关注的不是那些有条件出国或者说接家族企业班等等原因放弃高考的。我关注的是那些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害怕上大学，从而放弃高考的。我们广播学院一九八五级的同学，每年都资助十几个大学生，坚持了很多年。开始的时候觉得，传媒大学的贫困生很少，想学传媒的大部分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可是当我们真的去了解的时候，发现我们想象的太乐观，依然有很多学生来自贫困家庭。
新京报：怎么想到要去干这件事？
白岩松：国家做国家做的，民间也做些力所能及的。绝不能让上不起大学的孩子真上不了大学。我每次都会跟接受奖学金的孩子说这样两句话：第一，你们的贫穷是你们漂亮履历的一部分，我当初也是，别觉得我不如别人，甚至产生自卑；第二，不要对我们说谢谢，将来有机会去做同样的事。
新京报：每年高考都有一些中学在媒体里特别出名，比如毛坦厂中学。
白岩松：对有些高考名校，我持中立态度，不一定赞赏，但是也不好直接批评。有的中学门槛很高，有很多官家子弟、富家子弟，想进去得托人找关系，费尽心思，没有一定的财富，没有一定的权力进不去。但还有一类学校，比如毛坦厂中学，我无论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讽的事情。去年媒体炒毛坦厂中学炒得很热的时候，我让我们的记者去了一下。记者回来就改变了我的看法。
新京报：改变了什么看法？
白岩松：毛坦厂中学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打工家庭的孩子。你想想，能把院墙外的柳树当神树去祭拜的，都不是富裕的父母。想起毛坦厂中学真的让人掉眼泪。上万人守着大客车，送孩子出发去参加高考。在这样的一个人浪当中，寄托的是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甚至卑微家庭的梦想，还把梦想放在高考上，这是好事儿，别破坏它。
新京报：但很多专家学者质疑毛坦厂中学，称它是高考工厂。
白岩松：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画面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就说“看，多愚昧，还拜神树”、“不就一高考吗？还上万人送别”等等。我对毛坦厂中学充满理解，特别是当你了解到这一个又一个毛坦厂中学的孩子的背后是哪样的家庭。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这里涉及到的教育体制、应试教育等等东西，但是我愿意用温情去面对毛坦厂中学。我祝福这些普通的家庭。
新京报：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高考不再能改变命运了。
白岩松：很多人说现在阶层板结了，其实此前更板结。所以高考才真正的结束了那种板结。让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你如果分数靠谱，就总能往外走。
新京报：但不得不承认，高考作为一种阶层上升渠道，变窄了。
白岩松：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高考恢复40年，已经正由过去极度精英的教育变成常规教育。1977年、1978年的高考入学率百分之五六，现在接近百分之八十。这区别有多大？2017年的考生是940万人，今年毕业的是795万人，1977年的时候只招27万人。我相信用不了多久，9年义务教育将变成12年义务教育，高中一定会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当它成为一个普通教育，而且基数变得如此之大的时候，它当然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那么深地改变命运。
新京报：你觉得录取率的提高是一件好事吗？
白岩松：当我们盯住了过去高考对人命运巨大改变的时候，别忘了没改变的有多少。以1977年为例，没考上学的94%在哪里？改变了他的命运吗？现在起码高考还让接近80%的人能上大学，他的知识体系等各方面即便失业再找工作，都要比没有这个知识体系强。所以并不是说突然变得不能改变命运了，是在发展过程中基数变得太大了，上大学变得非常容易了，他也就不具有那种魔术棒一样的画龙点睛的力量。想想那94%没上大学的人，你愿意选择哪个时代？我更愿意看到的是现在。
新京报：你说高考恢复的是公平和梦想，可是很多人认为高考有的地方并不公平，比如分省录取。
白岩松：去年江苏有一个消息，要让出一部分招生名额给其他省份，然后家长就去表达意见了。我夫人是江苏人，那时候我就在南京，我非常理解。这些年我每年都做高考的节目，和高考就没断过。从大的层面上来说，它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这里有没有不公平？当然有，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公平，是河南山东这样的高考大省面对北京上海感受到的不公平。“北京的考生考多少分就上了清华，我得多出多少分才能上。”
新京报：你觉得这种不公平该解决掉吗？
白岩松：把这个门槛拆了？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北京、上海的孩子被江苏、河南、山东等高考大省的孩子冲击。倒霉的是宁夏、青海、新疆、西藏、贵州等地方的孩子，想上大学变得很难了。算一算这个账。有的时候真的更深一步了解之后，就知道了，分省的门槛里确实存在不公平，可是如果把这个解决了，顺手就会使另外的一种公平倒掉。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就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也是从贵州走出来的。
新京报：感觉你是高考的铁杆捍卫者。
白岩松：的确，在恢复高考40年的时候，我是充满着感情和情绪去谈论它。高考有没有毛病？太多了。我有一句话总被人说，我记得是在郑州大学讲的，“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这是非常现实的情况。尽管高考有很多毛病，但起码现在还是最公平、最给人希望的一条路。
新京报：当年的高考有遗憾吗？
白岩松：没什么遗憾。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