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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再改变命运?

在经历了1000年的科举、20多年的“知识改变命运”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忽然成了头号难题。不可避免地,这引发人们对于多少年来一直不惜工本地追求上大学本身的思考。

大学,上还是不上?

“山区的农民都是非常现实的,你给他说得天花乱坠也没用。如果他们感觉上学的钱最后收不回来,是绝对不会让孩子去的。”

——一位山区教师

北京西四环外的世纪城旁,有一片绿地,50岁左右的园丁孙文强正在挖树坑。孙文强从家乡出来打工已经有20多年了,从每月挣200元工资干起,现在他每月的工资已是700元。这700元钱,他每月只留给自己50元做生活费,再划出150元,是为将来买的一种养老保险,其余500元,他全部寄给正在上高一的儿子,作为学费。儿子每年的学费,是6000元。

“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孙文强说道,“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

与这位辛苦劳作的父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来自贫困农村的研究生去年9月在“关天茶舍”发的一个帖子:“随着后来大学生就业愈加困难,村民对大学生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们由原来别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别人敬而远之甚至是鄙夷的对象!其实村民的变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年大学我们花了家里那么多的钱,把原来还算可以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更要命的是,毕业后还没有好工作,甚至毕业就失业,在他们看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大学无用论’和‘大学致贫论’就这样点点滴滴深入到村民的心中。”

这个帖子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跟帖多达上千条。

山区青年的憧憬与现实

从成都市往西南75公里,就是邛崃。这里地处丘陵,除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坝子(平地),四周群山环绕。特殊的地理状况,使得这里经济相对落后,2005年的人均GDP是9033元,在成都所属的19个区县市中位列倒数第三,不足成都市区的1/4。

酒厂技术员田维和这里的青年男子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这里最快捷的交通工具——穿行在乡间忽上忽下的小道上。前面是一道山梁,翻过去又是一道,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田维去年刚从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他干的工作,是负责检查酒的装箱,并把出货的情况录入到电脑中去。学了四年计算机,这工作简直就像“玩一样”。自从上小学时起,他就憧憬着通过上大学,找上一份好工作:像村里以前那些大学生一样,进一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稳定,每月拿3000多元的月薪。而今天,他在试用期的工资,每月只有800元,甚至不如那些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们。他骑的摩托车,还是一个没上大学的老同学借给他的。

田维初中时的班主任胡明清老师对记者说:“(田维)这孩子的成绩可好啊。他们那会儿的学生,每天都是5点钟就起床开始学习了。现在的孩子跟他们那会儿相比,可差得太远喽。”

功课好,是田维靠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最好本钱。但在今天,上大学光是学习好是不够的。田维在考上西南科技大学时,计算了一下,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至少要1万元。而学校提供的助学贷款是5400元/年,剩下几千元钱的缺口要由家庭负担。上到大三时,在陕西汉中打工的父亲突然出了事故,不幸去世,好在田维只剩下一年的课程了,家里勉力支撑才把他的学业供了下来。他没有想到,今天的大学毕生就业形势,比起几年前,已有天差地别。

邛崃市教育局高中科科长尹全文向记者回忆:“在以前,邛崃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当时孩子能够上一个大学,亲朋好友、乡里乡亲都会来支持。”胡明清解释道,在农村孩子的眼里,改变自己的命运,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使自己不会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愿望。

实际上,上大学还不是那时候邛崃农村孩子的最优选择。

“在过去,中等师范才是最受欢迎的。”胡明清老师告诉记者:“在2002年以前,我们这个初中最好的几个学生都考到了中师,比他们稍微差一点的才会去考高中,考不上的就回家种地去了。”

“考上了中师就意味着你抱上了铁饭碗,国家负责分配,进了这个门,你便是国家的干部了。”胡明清说。

一切在200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这一年开始,中师不再包分配,过去的门庭若市突然变得无人问津。那两年的中师毕业生们,被田维称作最“霉”的一代。因为其中很多孩子在初中时都是成绩出类拔萃的,而后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够成为某所学校里的代课老师。

2002年,也是从1998开始的大学扩招的影响开始显现的时候。

“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和田维不同,田维的堂妹田宗秀从小功课就不好。两年前,刚上高三的田宗秀退了学,开始打工。“我从高中退学的时候,一位室友对我说:‘你一定会后悔的。’可我到现在也没有后悔。”她笑着对记者说道。虽然开始的时候,田宗秀发觉打工比自己想像中的还要累,还要难。在火锅店她吃过冷饭,在蛋糕店老板拖欠了她的工资,在小吃店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最苦的,还是在成都郊区的一家鞋厂里,从早上7点半一直干到夜里12点,中间只休息了1个小时,才最终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干完。虽然吃了许多苦,田宗秀却没太把这些当回事,她觉得这都是迟早要经历的。她记得,自己有一个月挣了1000多块,那时每天回到宿舍累得就不想动了,但是心里却觉得很值。

事实上,田宗秀原来所在的平乐中学11班,在高一入学时有78人,等到高三下学期就只剩下30多人,于是学校干脆把这个班级给拆掉了。而在这30多名学生中,也只有十几个最终考上了大学,剩下的,几乎所有人都走上了打工的道路。

田宗秀告诉记者,大学扩招以后,许多大专,只要交学费,即使你没在学校,没有成绩,它都会接收你。但是,田宗秀觉得,即使自己读个大专出来,恐怕也会像周围许多人那样,找不到好工作,况且上学还需要一大笔钱。

在邛崃,一名高中生一年的费用大约为4000元,考上大学后,一年的费用将不少于10000元。而《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邛崃的情况还要低于这个平均数字。

邛崃市道左乡教导主任吴刚告诉记者:“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算计,如果考上一所很一般的大学或大专,出来找不到工作,那还不如让孩子去打工。”而按胡明清的感觉,最近几年回来的大学生,有40%都非常后悔读大学。“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而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平乐中学政教主任吴忠说,为了便于管理和保证学校最后的成绩,学生一入学就会按成绩分班。这样,排名最后的3个班级到高三以后,会有大约60%的学生保留学籍去学一门技术或是直接去打工,而不再参加高考。而另一名平乐中学的老师张世蓉对记者说,“如今的家长已经基本不会因为贫困原因而让孩子退学,更多的家长都是因为就业问题而同意孩子放弃学业。”

根据邛崃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毕业的99级高中生,入学时的总人数是1831人,毕业人数则为1673人,比例为91。4%。之后的几年,这个比例一直在呈下降趋势,到了今年,这个比例为79。4%。也就是说,这里的高中流失率达到了20。6%。

从高等学校方面的反馈,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问题。一些就业前景相对较差的学校或专业,新生报到率不足问题凸显。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陈永芬对记者表示,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名额浪费,每次正式录取时,学校都会打电话征询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愿意来就读的才予以录取。但即便如此,该校今年最后仍有10%的学生未来报到。田维觉得,现在中学生的选择其实是更加理性化了:“比如考大专,就一定要选择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如果能考上本科呢,也不会随便考一个大学就完了,不好的大学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的。”

不上大学,往哪走?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不能靠读书考出来,出路只剩下一条:回家种地。到今天,这条路依然存在,却没有什么农村孩子再愿走了。以田维家所在的太阳村6组为例,与田维年龄差距在3岁以内的年轻人,95%都是在外面打工。不过与父辈们略有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大多还留在成都周边,没有去到很远的地方,并且不再愿像父辈们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

这一代年轻人也已不太在乎有没有城镇户口,因为农业户口已不再能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虽然与城里人所上保险的数额不同,但只要你在某个地方打工,他(雇主)都会给你上的。”田维说。

进城打工,也并非就是这些农村青年们的最高理想,田宗秀悄悄告诉记者:现在她每月至少可以存到500块钱。她已经算好了,等到存够两三万,就可以回去开一个卖手机的铺子。

和田维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黄永科,比田维早一年就回到了家乡。因为功课没田维好,黄永科最终只念了一个体育师范的大专,回到自己当年上过的初中当了一名体育代课老师,因学历不够还当不上正式教师。

但大专生黄永科的心要比本科生田维的更大。他对记者说,教书对于他来说,只是解决一时的经济问题,他的目标是,在邛崃开一家健身房。黄永科算了一下,先期投资差不多要4万,这个钱自己一时也拿不出来,准备找几个人合伙一起干。他现在每周都有三天到邛崃市内的一家健身房带操,“当(健身)教练吃的只是青春饭,现在是在积攒经验,学习更多的管理理念,为将来打好基础。”黄说。黄永科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在邛崃的乡村,他很个别:不爱打牌,普通话说得非常流利。“我不想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打牌上;这一年来,我上课都尽量用标准的普通话跟学生交流。我知道,我的普通话将来一定用得上。”黄永科还总是时不时地感慨道:“四川人休闲就是打牌、喝茶,不像北京、上海、深圳,一点健身的气氛都没有。要真的想做健身这一行,还是要去那些地方:北京、上海、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