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六十岁
有天与某君闲谈，问：“老了会怎样？”“就不献世喽。”他答得轻松。我想了想，接话：“何止是不献世，还想隐世呢。”
复又修订，隐居而不隐世。当我六十岁，想过这样的日子。
要住在郊外，见山见水。与大自然同呼共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朋友偶尔来探望，我也偶尔去探望朋友和前辈。有气有力就去外地走走，但绝对不操劳。外地朋友也轮流来，住下并闲话家常。与邻舍得空串门子。做义工，跟村里的孩子说故事。
一天只做一件事。定期到咖啡店收发电邮，读报章杂志。仍然读与写与画，纯粹自娱，不上心。仍然做瑜伽，或许也耍太极。仍然喝咖啡，喝大量的茶。仍然喜欢音乐热爱摇滚，玩乐器。不养宠物，怕它们比我早死会伤心，怕我比它们早死无人照顾。
钻研厨艺，间中在院子做私房菜。种大量香草，种花不插花。做面包、糕点，酿葡萄酒，晒果皮，制果酱，自用与送入。穿手造的衣饰，把不再穿的不再戴的不再留恋的，送赠年轻女子和男子。书也一样。
春天赏花，秋天捡落叶。当我六十岁，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街头搭讪
一个人走在异乡街头，时不时遇上陌生人的搭讪。
在巴黎，在等候过马路的当儿，总有男子走近，随意问：“请问您是日本人吗？”通常我默不作声，摇摇头就走开了。有时那人还不死心，追着问：“那么您是从哪里来？”非得迫我说出来处，才不再死缠下去，弄得我怀疑他们定必在玩什么估国籍游戏，猜中有奖。
后来知道搭讪是法国男子擅长的本领，可能根本也没什么居心，只是口舌上占点小便宜，图点快意。
有一次，在拉丁区大道遇到一地中海男子，我赶着在图书馆关门前去借书，步伐特别急，对方竟也尾随不舍，一路陪着我走，没几分钟的步程，我就知道了他半生的故事。他自顾自交代完毕，似乎该换我说了，可我无意向陌生人告白私事，遂无情地拒绝了他的喝咖啡邀约。从图书馆出来后，见他还在街头晃荡，只是身边已换上另一个女子，他瞥见我亦笑着挥挥手，我回说：“祝您好运！”不知他有没有听见。
也有些时候，遇同胞当街当巷拉着我的手臂，问：“你，你是中国人吗？”那种搭讪，很开门见山，且带点粗暴。最记得的是一个下午，在圣米歇尔大道上，我刚从书店出来，突然有一把尖削的女高音用普通话大喊：“你是中国人吗……”街上所有行人都停下来，朝我看，很明显这方圆几十米的范围内只有我一个是黄皮肤黑眼睛的，我还来不及反应，那浓妆女子已从对街奔跑过来，一把拉着我的手臂：“你！你是中国人吧！”那一刻，我很想说不。
清醒
朋友w时常很清醒，什么都看得透彻，又会撕开假面的告白，让你看见残酷的本质。跟她说话时，难免战战兢兢，怕自己的言行显得愚钝无知。有时我不禁为她的清醒而惊叹，可是日子久了，慢慢意会，她这种近乎咄咄逼人的清醒，或许不是她的聪慧，而是她对人对事的不信任。
有一次她说起，某某文化名人常写些励志的文章，但别人不知道他其实是抑郁症患者。我知道她这么说是想揭示一些表象和真实内里的差异，一个失去希望的人如何还能给予别人他们可以期许的希望？
她一定不曾在绝望里写出充满希望的文字，前阵子我这样想。海子，是的，那个写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此温暖幸福句子的中国诗人海子，最后躺卧在火车轨上自尽。他的祝福不是假的，而我相信，他比任何人更需要这些温暖幸福的句子，他比他的读者更需要希望。
悲伤的时候是可以传达出更巨大的乐观能量，因为一个真正悲伤绝望的人，才会明白这些能让人活下去的东西是多么重要。清醒的朋友认为那是一种欺骗，既自欺也欺人，但我就觉得那是发乎内心的自我救赎，虽然最终或会失败。当我发现这个分歧，我才感伤地意识到，我的朋友比我还要悲观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