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员工调查的时候，最常听到的是：“我要求的只是一个不太枯燥而待遇适当的工作。”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不论在学校或毕业后所需要的都不只这些。他们不是只想找一份工作，他们要的是事业，是一个能满足自己成就欲望的职业。这目标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事实比他们想象中还大。如果他们无法在工作中达成目标，就会被迫从他处得到满足。他们也确实借着运动、嗜好以及性来求得满足，不过效果不佳。
当一个人的正直受到考验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做正确的事情。长时间之后，这种方法总会使你成为一名胜利者。
“杰出的瘦子”是新闻记者、崇拜者、经理和一般的公众给特得·威廉斯取的绰号。高高瘦瘦的却有着惊人力量的威廉斯有一段长而辉煌的生涯，不幸地是就在他的颠峰时期，他失去了三年——他去参加二次世界大战了。
威廉斯文文静静，却有着很强的自豪感与坚定的决心。在1941年的比赛中，他击球达到406，成为最后一个击球超过400的主要团队选手，并且在那次比赛的最后一击中，他击出一个本垒打，从而结束了他辉煌生涯。
特得·威廉斯是个正直的人。事业结束的前一年是他最艰难的时期。他脖子神经拧痛，使他不能比赛和击球。在那个时期他很少提起他的病，但是后来他解释脖子痛得非常厉害，几乎不能转过头去看投手。那年特得·威廉斯第一次击到300以下，10个本垒打仅254。在那时他的报酬在职业运动员中是最高的，每年125000美元。第二年他的团队，波斯顿红色索克斯队，寄给他同样是每年125000美元的合同。他把它寄回去了，并写信说他是不会签约的，除非他们愿意减少给他的全部薪水。威廉斯说：“在签订合约方面，红色索克斯队对我总是很公平的。现在他们给我一个我不值的合约，我只是想要我所值的。”他减掉了他薪水的25％。第二年，他击球平均提高了62点，并在一片赞誉之中结束他辉煌的生涯。
当特得·威廉斯那样做的时候，几乎没人知道，但是当一个人的正直受到考验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做正确的事情。长时间之后，这种方法总会使你成为一名胜利者。
有两个年轻人柏莉和艾里斯，他们两人都不愿意觉得自己是公司的牺牲品。
“我才不让他们逼得我团团转！”柏莉在工作几年后说。
艾里斯当时的态度也和柏莉相似。“我是我自己的老板，”他扶一扶领带说，“这个地方可不是我的全部生活。”
关于他们思维的过程，我们作了以下简短的摘要：
第一步：“我需要钱。”
第二步：“我应该值更多的钱。”
第三步：“可是他们是不会再给我更多钱的。”
第四步：“因此，我要减少我的工作量。”
这些言论都很坦白，而在我们的意见调查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逻辑不但合理而且是正当的；就如朝来暮去一般，这种想法也是一步接一步的，而主要问题在于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型想法，而是一种循环式的想法，因为这四个步骤无可避免地导致——
第五步：“现在我需要更多的钱。”
也就是说，一旦对工作由漠不关心转变成习惯性的敌意后，他们能从工作获得的满足愈来愈少。
这样的恶性循环使艾里斯和柏莉心理愈发不平衡了。他们将工作视为浪费时间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报酬；唯有不工作的时间才有可能是快乐的来源；一想到要浪费任何休闲时间，他们就会感到沮丧，甚至可能会大惊失色。我们观察那些投入工作而最后终于表现杰出的人，发现他们的情形和柏莉及艾里斯正好相反。
总而言之，实际上艾里斯和柏莉在就业后的10年中，只是反复地在这5个步骤上打转；对工作不满的程度逐步增加，因此也就得拼命地寻求个人生活上的满足。
事实上，像柏莉和艾里斯这样的年轻人大有人在，他们都是一些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
在哈伯德所主持的“制订生活目标”的讨论会中，哈伯德安排了一个叫做“如果我能从头再来”的写作会。这个写作会的目的，是要我们去考虑，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去思考实现某些梦想。每一次这种写作会结束后，哈伯德都会很惊讶地发现，许多人在真诚地检讨时，都会承认他们目前所从事的，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做的工作。
这种行为似乎有点恶作剧或恶意欺骗，事实上两种成分多少都有一点；但是他们这种作法却有一种逻辑上的错误，也就是反其道而行，这点值得我们提出来讨论。
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必须有钱才能过理想的生活，这是他们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态度却是本末倒置。换言之，他们因为需要钱，因此便想得到钱，至于他们是否应得到那么多钱，却是不在考虑之内的。通常，他们都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应比当时所得值得更多才对。既然待遇不够理想，他们就用一个办法来扯平——不必做得太辛苦；这样虽然可能无法改变收入，却可以减少投入工作的精力。反正要不要努力，决定权操在自己手中而非雇主手中。艾里斯及柏莉之所以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与他们不正确的金钱观大有关系。
起初艾里斯及柏莉对金钱的诱惑采取不重视的态度，以便能与同事打成一片，然而这次却行不通了。他们感到矛盾，于是就作了转变——突然变得除了钱以外没有兴趣谈别的。正如在学校时，只要谈到成绩他们就感到不安，而在开始工作后，谈到钱却很可能使他们变得狂热。他们对钱的这种直率态度，似乎是一种成熟的象征，尤其是跟他们以前对成绩的那种抑制、冲突的态度相对照来看，更令人感觉是如此。但其实却是另一种不成熟的行径。
柏莉拿到了英语学士学位（4年下来平均成绩为75分），进入一家杂志社。7个月后她说：“在这儿，他们想的只有钱！”那么她要的是什么呢？“朋友，”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是我最渴望的。”但是几个月来她没有结交到亲密的同事，而且看来以后也不会有。同时，柏莉和艾里斯两个人都受到财务拮据的困扰。出身政治系的艾里斯（在4年中平均成绩已经达到80分）面有愠色地说：“我赚的钱才刚够我维生，每样东西都是出奇的贵。”
毫无疑问，他们中大多数人所得的是他们无法享受到早先所预期的生活方式。尽管偶尔仍会收到家里寄来的支票贴补费用，但是他们于早先所想象的物质生活景象似乎已遥不可及了。好几位人口统计专家曾表示（也为我们的研究所证实）：他们所幻想的生活景象是来自早先与父母共同生活的体验。如果他们的所得比不上父母，当然就会觉得沮丧；既然完成了学业，他们就再也没理由以穷学生自居。因此，由于个人经济情况不佳引起的挫折，也就逐渐地困扰着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成就相比，他们是差了一大截。糟糕的是，短期内这种情形仍然无法改善。
还有一件比钱更令他们心痛的事，那就是无法避开“钱”的话题。虽然他们已学会如何忽视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而与大家相处，但是现在却再也不能忽视钱的问题了。成绩这码子事很容易可以置之度外，因为到底考试和报告都只是短暂的事情，但是金钱可就是恒久的需求了。就如同柏莉所说的：“在这个都市里你若没有钱，哪儿也别想去。”这在不久便使他们体会出一个令人感到很不舒服的新真理：赚钱是一个孤独又痛苦的工作。
他们可以利用（事实上也利用了）薪水来想办法解决这种孤独感。除非了解他们过去生活中欠缺的是什么，否则是无法明白他们在开始工作的头10年内，强迫自己适应社会的情形。在学校里，他们赚到的是成绩，但是为了与一些老朋友亲近些，成绩可以放在一边工作之后他们赚的是金钱，钱非但不能弃之不顾，而且可以花钱接近一些新朋友。
许多人辩称，他们没有必要热衷于自己的职业，想要在职业中获得满足是太奢望了。在做员工调查的时候，最常听到的是：“我要求的只是一个不太枯燥而待遇适当的工作。”不过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不论在学校或毕业后所需要的都不只这些。他们不是只想找一份工作，他们要的是事业，是一个能满足自己成就欲望的职业。这目标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事实比他们想象中还大。如果他们无法在工作中达成目标，就会被迫从他处得到满足。他们也确实借着运动、嗜好以及性来求得满足，不过效果不佳。这是一个和他们工作有关的危机，对于个人生活都有很大的潜在影响。他们不曾同时从工作与爱情两方面去求发展，却完全想从爱情上寻求满足。他们企图借着人际关系来满足一切需要，但这个方法就是行不通！爱情所能提供的满足，和他们所积极寻求的需要比起来，实在太不成比例了。就算他们找到了意中人并且疯狂地相爱，却很可能只维持短暂的关系，所以，只有爱情是不行的。
因此如何消除人际关系的压力，使他们较能以自己的价值观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目前，我们所想了解的是，这种不平衡的经济状况在往后如何危及个人的事业生涯？柏莉及艾里斯没有察觉到，对于工作缺乏参与感，使他们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他们只知道，一切追求都是徒劳，甚至连短期的伴侣都无法找到，更别提可能的婚姻对象了。尽管他们毫不松懈地追求，收获却很有限。他们两人终于都下了结论——除了更努力去尝试外，别无他法。
与其抱怨薪水太低，不如好好干。他们把工作搁置一边也就避免了因工作而带来的寂寞，不然，也许就得孤独地追求自己的工作理想了。但很有讽刺意味地，当他们和人交际时，寂寞却不期然地涌上心头，令他们苦恼万分。
我们可以把与柏莉和艾里斯一样的年轻人的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这两个年轻人开始工作后，立刻就明白他们需要钱才能过理想的生活，在以前他们并不是如此。学生时代他们采取的方式和大多数学生相同：设法以手边能动用的钱过活，有多少钱就过多少钱的生活。那时候，收入的差距并不会使彼此之间产生太大的隔阂。但开始工作后则不然，收入的差距使人的距离愈拉愈大。学生的娱乐及服装都很便宜，而且同伴们对于金钱也都只有起码的要求，因此只有少数学生认为，拥有较多钱财是改善社交生活及性生活最好的办法。他们承认手边有现钱的确有助益，但并不像外表或其他事情那么有用。
一旦他们开始工作，看法就马上改变。起初两年中，他们发现了要打入适合的社交圈，最急需的就是钱。艾里斯在就业第二年说：“我的公寓房子实在太简陋了，每一次想带较有身份地位的客人回家，都会觉得很难为情，但我现在就是没有能力改善。”柏莉也表示同意地说：“你是知道的，现在要进最普通的舞厅就得花30块钱呢！”她在毕业3年后说：“这年头你得有钱才能去滑雪，才能够认识你真正想结交的人。”
追求完美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然而至少他们现在了解为什么失败——并非他们没花时间或没有兴趣，他们已尽一切可能也愿更进一步去寻求。事实很明显，罪魁祸首就是“钱”。显然他们并不是很富有，这要怪谁呢？又是什么阻挠了他们取得发展声望所需要的资金呢？那当然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工作，于是就进入了危机的第二阶段。至此，他们不但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存在，同时也知道原因所在了。这个发现自然影响了他们对雇主的态度——加倍扩大了对公司的不满。事实上，在这段期间内“零参与”已转换成了憎恨。也就是说，他们对工作缺乏激励性和吸引力这件事，已经无法再保持客观的立场了。他们将工作视为追求一切理想的阻碍，最后终于变得憎恨公司了。
艾里斯在开始第二个工作后4年时将工作形容为“陷阱”、“监狱”和“一个使我无法享受自我成就的苦差事”。柏莉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这是什么工作？什么也不是！既没乐趣也没有升迁机会可言。”若把这种抱怨的现象归咎于选错了工作，只要换换公司或甚至另选行业就能弥补过来的话，那是根本没抓住问题重心。事实上，他们换工作的次数远比我们研究抽样中的其他人高出60％；在他们开始工作之后的头16年里，每个工作平均只干了25个月。
我们当然不是有意责难换工作这件事。有的时候，改变工作是相当值得的。但是，除非我们了解艾里斯、柏莉这些人对于工作的态度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态度，否则无法明白改变工作为什么对他们毫无作用。其实他们自己也了解，不管换过多少工作，问题似乎一直紧跟着他们。
艾里斯及柏莉从第一阶段发展至第二阶段，出现这一问题（从钱太少到责怪别人）的过程也许并不重要，不过在这个事例中，这样就好像过河拆桥，无退路可走似的，因为他们开始轻视唯一可能解决他们苦闷的事——工作。
然而，在第二阶段的人通常把工作本身与工作环境搅混了，因此艾里斯和柏莉就开始编造许多妙语来讽刺公司。艾里斯在工作7年后说：“这公司根本不懂质量！”他以此解释减弱了他尽力做好工作的动机。4个月后，他又换了一家公司。同样的，柏莉也将公司嘲笑了一番，她在毕业8年后说：“我呆在这儿实在是浪费，这些人只会做垃圾生意，我甚至不应该将宝贵的时间放在工作上。”
简言之，这两个人刚开始工作时，都没有能够和工作真正融合在一起。几年下来，疏离的程度渐渐扩大。虽然他们起初都说希望有个事业并且也有心要发展事业，但最后他们所有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他们与工作之间的距离（他们认为是与公司之间的距离）倒使他们产生一种或许有用的观点。不像那些一味埋首工作的人那样见木不见林，看不清全局，柏莉与艾里斯却是远远置身于工作之外，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远景上。“我有个伟大的计划！”艾里斯常常这样说。他常为一个他认为能使他一夜成名的计划而费心费力。柏莉也一心一意要找出一个能迅速爬上晋升之梯的方法。基本上，他们视工作为麻烦事，希望能尽快地解决掉，并且认为：唯有找出一个能战胜制度的方法才能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展开了攻击：服装及管理。他们对于工作的发展性，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时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是：“这毫无意义。”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以及公司的努力都是徒劳。柏莉谈到她的第三位雇主时刻薄地说：“即使公司明天就关门，有谁会留恋呢？我可不会！”
事实上他们是置身于工作之外的，而且与一般局外人一样，特别注意工作的目的。在他们的眼里，努力工作毫无目的可言；至于全神贯注于工作的乐趣他们是体会不到的。既然工作内涵已不重要，那就只有外表比较要紧了。
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服装上面，这实在是一个很迷人的转变。起初我们假设：失去工作兴趣的人穿着上都会有渐趋懒散的倾向，但艾里斯和柏莉却并非如此。很矛盾地，愈是对工作不关心，他们愈是注意穿着，他们以为：穿着是通往成功的秘诀。艾里斯不止一次地说：“对我来说，注意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而柏莉更常说类似的话。
当穿着整齐时，他们看起来的确引人注目。当然，给人一个良好的印象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俩除了服装之外就没有其他条件可支撑他们了。私底下，他们承认已不再对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感兴趣，但却急着想要获得升迁及加薪。若无法工作表现来争取，就只好以服装来取胜。艾里斯甚至学会技巧地放松领带，他说：“只要稍稍放松一点，看起来就像我正忙得不可开交似的。”
前面我们讨论有害工作的三个阶段中的前二段，看来似乎有些沮丧，不过第三阶段可是令人振奋愉快的。艾里斯和柏莉当然不会年复一年地只是舔着白己的创痛。对像他们这么聪敏机智的人来说，这种作法未免太不健康了。相反地，由于人类聪明才智的胜利，他们决定正面迎接第三阶段危机的挑战——打击制度。
有时候他们盘算着要如何打击制度，都会觉得愉快万分。柏莉吹嘘道：“我可以预知老板什么时候要来，他来时总是看见我在忙着。”她开心地笑起来。接着又说：“有时候我真想放个机械人在我椅子上，老板经过时能够骗住他，然后我自己溜到海边去玩。”
同样地，艾里斯也想出了一个刺激的小把戏来达到打击制度的目的。公司在银行为他开了一个专为支付出差费及应酬的账户，允许他每星期两次带客人到附近餐厅吃中饭，当然公司是希望他宴请生意上有往来的客户。艾里斯在3月份骄傲地说道：“今年到现在为止，我请的没有一位是客户，也没有人查我的账户收据，我只需在信用卡签单上填入适当的名字就成了。真有意思！”
当他们30岁以后，就开始公开地谈论要如何在管理阶层中求得一席之地。
“从前我无法作此要求，”艾里斯32岁时说，“我那时看起来太年轻了。”柏莉也觉得她已经到了可开始要求管理工作的年龄了。“你晓得，我在这儿也有好一阵子了，”她说，“我也该有资格作此要求了。”对这点，他们的看法很简单，年资就是晋升的资格，工作了10年之久，现在已够格晋升到管理阶层了。事实上年资是一张无形的赠券，价值每年增加，现在他们准备用这赠券了。然而，尽管他们极力游说并且在外表上下功夫，在接下来的10年内，却几乎没有任何适合他们的升迁机会，这也是他们不时抱怨的话题。
虽然如此，艾里斯及柏莉在一连串的挫折当中也有一项胜利：十几年前他们对成绩不屑一顾，因而获得同样的赞同。他们假装成绩无关紧要，经常与同学聚在一处，讨论如何打击学校制度。
试图在工作上打击工作制度和在学校里打击学校制度，具有相同的社会利益。我们猜想这些试图打击制度（任何制度）的人，是在寻求一个能快速增加报酬的公式或诀窍。但是，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并非都是这么有意识的。
以艾里斯及柏莉来说，用不认真的工作态度来作为报复薪水太低的手段是有意的，至于讲求穿着并且要求管理工作并不是什么有计划的行动。他们非但不曾察觉自己的行动，也不了解自己如此做的原因，只是在潜意识中试图借着快速爬升来战胜制度，这也是他们两人主要的中程目标。如果成功了，他们就会拥有金钱和地位来过自己理想的生活。“我能想象每天一早司机开一部豪华轿车来接我上班的情景。”艾里斯34岁时说。当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之后，很奇怪地，他们便把一切的想象力及创造力都投注在寻求打击制度的方法上，而不肯专心致志在工作本身了。他们也了解，成果很有限，但并不等于零。艾里斯与柏莉在某方面失败了，却从其他方面赢了回来。他们似乎受到一连串事业上的挫折，但也获得了社交上的利益——可以拿自己打击制度的经验和同事及志同道合的陌生人互相讨论。
不管上班或下班休闲时，他们都成功地塑造他们想给予人的印象。他们似乎很有野心，也认为自己的确如此，这也算是一项胜利吧！至少他们把工作搁置一边也就避免了因工作而带来的寂寞，不然，也许就得孤独地追求自己的工作理想了。但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们和人交际时，寂寞却不期然地涌上心头，令他们苦恼万分。“我已经竭尽所能地去寻找同伴了，”柏莉33岁时说。但至少他们可以得到部分补偿——打击制度永远是一个可以和同事、朋友愉快地相互讨论的话题。但事实上，他们错了，与其抱怨薪水太低，不如好好干才是真正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