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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开蛋壳的权利

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大军区司令员下连队视察,亲切询问士兵:平时吃什么菜。被挑选来迎接首长的士兵,当然觉悟很高,答:报告首长,有肉、有鱼、有鸡蛋,还有蔬菜。首长问:蛋怎么吃法,是炒蛋、煎蛋、还是煮蛋?士兵很聪明,马上就明白水煮蛋的加工成本最低,体现不出生活质量,就答:主要吃炒蛋、煎蛋,很少吃煮蛋。哪知道,一直和颜悦色同士兵交谈的首长,马上回头,声色俱厉地教训跟班的军长、师长们:战士们很辛苦,一定要吃得好,才能保持充沛的体力。炒蛋、煎蛋会有猫腻,司务长、炊事员很容易偷吃。以后一定要让战士们吃煮蛋。保证每个士兵每餐有一个煮蛋。

这个载于某退役高级将官回忆录的细节,我原来是把它当做传奇故事,读来休闲的。可是阅历越深,我就越觉得这个首长了不起,朴素的语言里边含有至深的哲理。只有洞察世情的智者,才能在如此细微处,表达出如此恢宏的道理。

煮蛋在进士兵嘴巴之前,有个蛋壳保护着,始终都是一个全蛋。士兵的食物是否足额,要士兵本人来验收———敲开蛋壳。

在做100个士兵的炒蛋时,司务长和炊事员完全可以利用办事权,吃双份炒蛋,而让大部分士兵只吃到九成份额的炒蛋;直接办事员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行为,贿赂自己的官长,让连长、指导员、排长们,吃双份炒蛋,从而使士兵们碗里的炒蛋份额下降到八成,甚至更少。炒蛋的弊端在于,敲开蛋壳的权利,全部集中在司务长和炊事员手里。

如果事情进一步恶化,完全可以发展到这种地步:账面上的10斤鸡蛋,只有9斤被敲开蛋壳,搅拌后下锅。另外1斤蛋,将以实物形式或者货币形式,成为司务长的囊中物。

这1斤鸡蛋的实物或货币形态,将会有多种出路:一是作为最终消费品,成为司务长老婆、子女的盘中餐;二是作为货币形态,进入交易市场。司务长可以用它交换其他消费品和服务,包括有偿性服务;或者可以把它作为保持权位、获得晋升的贿赂,进贡给连长、指导员们。

围绕着敲开蛋壳的权力(注意:这里是“权力”,而不是“权利”),一个利益分配网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形成了。

这个人数相对值较小的利益集团,在公共权力上却绝对是强势存在。而人数相对值通常在90%左右的士兵们,在权与利的天平上,确是微不足道的砝码,只是弱势存在。

没有敲开蛋壳权利的士兵们,碗中炒蛋的实际分量,往往会越来越来低于他们应得的名义份额,从八成、七成……直往下降。最糟糕的是,他们只知道自己碗里的炒蛋少了,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少。通常他们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名义份额是多少。因为,这个名义份额,事实上总是被列为连队的最高军事机密。刺探这一机密,很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随着碗里的炒蛋越来越少,士兵们的牢骚越来越大(在大部分状况下,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于是,指导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突出、彰显了。

名义上是在信仰、觉悟基础上行使责任的士兵们,因为碗里的炒蛋越来越少,导致信仰动摇、觉悟缺失。在这种严峻状态下,客观上需要有两种保障机制,来确保士兵们履行其责任。一种是柔性的牧师机制,政治思想工作的深化和与时俱进;二是与情操无关,与恐惧感有关的刚性制约———建立一个宪兵机制。

在一般情况下,士兵们想通过“上访”来解决碗里炒蛋减少的努力,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因为,司务长在自己额外收入的每10个蛋中,会有不少于2个,不多于8个,是经过再分配途径,进贡给了连长、指导员们的。

有可能把敲开蛋壳权利交还给士兵的,不是充当连队伙头军、军需官的司务长的直接上司,不是连级、营级军官。事实上,敲开蛋壳的权利回归,往往要通过权力金字塔上高出许多级别的上司才能实现。在我们这篇文章中,连队士兵的“敲开蛋壳权”,是通过大军区最高军事长官,轻轻松松实现的。

因为对鸡蛋这种初级战利品不屑一顾,因为远远超越以蛋为核心的分配圈子,还因为在辖区内掌控至高无上的权力,将军能够轻而易举地打破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蛋圈”,充分体现出对低级士兵们的关爱。老将军是另一个更高层次圈子中人。对他来说,鸡蛋的吃法、敲开蛋壳权利的归属,都是可以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小事。

老将军关于蛋的不同吃法的指示,当然可以从营养学角度去理解。但是,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理解,不也是很有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