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大军区司令员下连队视察，亲切询问士兵：平时吃什么菜。被挑选来迎接首长的士兵，当然觉悟很高，答：报告首长，有肉、有鱼、有鸡蛋，还有蔬菜。首长问：蛋怎么吃法，是炒蛋、煎蛋、还是煮蛋？士兵很聪明，马上就明白水煮蛋的加工成本最低，体现不出生活质量，就答：主要吃炒蛋、煎蛋，很少吃煮蛋。哪知道，一直和颜悦色同士兵交谈的首长，马上回头，声色俱厉地教训跟班的军长、师长们：战士们很辛苦，一定要吃得好，才能保持充沛的体力。炒蛋、煎蛋会有猫腻，司务长、炊事员很容易偷吃。以后一定要让战士们吃煮蛋。保证每个士兵每餐有一个煮蛋。
这个载于某退役高级将官回忆录的细节，我原来是把它当做传奇故事，读来休闲的。可是阅历越深，我就越觉得这个首长了不起，朴素的语言里边含有至深的哲理。只有洞察世情的智者，才能在如此细微处，表达出如此恢宏的道理。
煮蛋在进士兵嘴巴之前，有个蛋壳保护着，始终都是一个全蛋。士兵的食物是否足额，要士兵本人来验收———敲开蛋壳。
在做100个士兵的炒蛋时，司务长和炊事员完全可以利用办事权，吃双份炒蛋，而让大部分士兵只吃到九成份额的炒蛋；直接办事员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行为，贿赂自己的官长，让连长、指导员、排长们，吃双份炒蛋，从而使士兵们碗里的炒蛋份额下降到八成，甚至更少。炒蛋的弊端在于，敲开蛋壳的权利，全部集中在司务长和炊事员手里。
如果事情进一步恶化，完全可以发展到这种地步：账面上的10斤鸡蛋，只有9斤被敲开蛋壳，搅拌后下锅。另外1斤蛋，将以实物形式或者货币形式，成为司务长的囊中物。
这1斤鸡蛋的实物或货币形态，将会有多种出路：一是作为最终消费品，成为司务长老婆、子女的盘中餐；二是作为货币形态，进入交易市场。司务长可以用它交换其他消费品和服务，包括有偿性服务；或者可以把它作为保持权位、获得晋升的贿赂，进贡给连长、指导员们。
围绕着敲开蛋壳的权力（注意：这里是“权力”，而不是“权利”），一个利益分配网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形成了。
这个人数相对值较小的利益集团，在公共权力上却绝对是强势存在。而人数相对值通常在90%左右的士兵们，在权与利的天平上，确是微不足道的砝码，只是弱势存在。
没有敲开蛋壳权利的士兵们，碗中炒蛋的实际分量，往往会越来越来低于他们应得的名义份额，从八成、七成……直往下降。最糟糕的是，他们只知道自己碗里的炒蛋少了，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少。通常他们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名义份额是多少。因为，这个名义份额，事实上总是被列为连队的最高军事机密。刺探这一机密，很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随着碗里的炒蛋越来越少，士兵们的牢骚越来越大（在大部分状况下，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于是，指导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突出、彰显了。
名义上是在信仰、觉悟基础上行使责任的士兵们，因为碗里的炒蛋越来越少，导致信仰动摇、觉悟缺失。在这种严峻状态下，客观上需要有两种保障机制，来确保士兵们履行其责任。一种是柔性的牧师机制，政治思想工作的深化和与时俱进；二是与情操无关，与恐惧感有关的刚性制约———建立一个宪兵机制。
在一般情况下，士兵们想通过“上访”来解决碗里炒蛋减少的努力，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因为，司务长在自己额外收入的每10个蛋中，会有不少于2个，不多于8个，是经过再分配途径，进贡给了连长、指导员们的。
有可能把敲开蛋壳权利交还给士兵的，不是充当连队伙头军、军需官的司务长的直接上司，不是连级、营级军官。事实上，敲开蛋壳的权利回归，往往要通过权力金字塔上高出许多级别的上司才能实现。在我们这篇文章中，连队士兵的“敲开蛋壳权”，是通过大军区最高军事长官，轻轻松松实现的。
因为对鸡蛋这种初级战利品不屑一顾，因为远远超越以蛋为核心的分配圈子，还因为在辖区内掌控至高无上的权力，将军能够轻而易举地打破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蛋圈”，充分体现出对低级士兵们的关爱。老将军是另一个更高层次圈子中人。对他来说，鸡蛋的吃法、敲开蛋壳权利的归属，都是可以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小事。
老将军关于蛋的不同吃法的指示，当然可以从营养学角度去理解。但是，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理解，不也是很有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