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多有老同学谈到我当年考大学的事。没想到，我和另外几位清华子弟的失败成为教育史上的一次见证，也成为教育界前辈们不谋私利的见证。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失败自然是有所失，但也有所得。
1946年，我从西南联大附中毕业。这一年，西南联大已经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招考，录取分数不等。我报了清华，因分数不够，被南开录取了；还有几位清华子弟也没有考上清华。那时的清华各方面都很严格，无论是谁，都走不成后门，也没有谁会想到走后门。长辈们决不会以走后门的方式来“帮助”子女。
记得那年，我随父母复员北上，先从昆明走公路到重庆。我在路上病了一场，在贵阳停留时，父亲找了一位医生来诊治，次日略好。那天大家去游花溪，我只能卧床梦游。我们在重庆候机一个多月，重庆天气酷热，每餐都要站起来洗三四次脸，不然汗就滴到碗里。我们久居昆明，对这样的天气很不习惯，我和小弟钟越都得了疟疾，那时称为打摆子，烧一阵冷一阵。治疗虽有特效药金鸡纳霜，但对人损伤也很大。整个夏天都是病病歪歪的。回到北平，参加了考试，自觉很不理想。当时南开可能考虑到生源不够，又举行了单独招考。大家觉得可以再考一次，如三校联合招考落第，也还有一次上南开的机会。南开也是个好学校。于是又去天津应试，不记得与谁同去。我上南开还是很有诚心的。
南开是一所有特色专长的大学。据说，抗战前全国物价指数是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应试回来，联合招考发榜，我考清华不中，被南开录取。我早有心理准备，父母也并不以我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而责备我。不久就得到南开单独招考的结果，我又被录取了。自幼的友伴徐穈岐（徐恒）也报考清华被南开录取。开学时我们便同去天津上学。
南开校舍在抗战初起时被日军炸毁，我们去时校园还很荒凉，建筑不多。只有思源堂（教室楼）、芝琴楼（女生宿舍），还有胜利楼（办公楼），大概是抗战胜利后新造的。大片毁于战火的废墟依旧在目，断瓦颓垣、夕阳残照，我们称它为“南开荒原”。外面的景色是“荒原”，学子们求知求真的精神，却如新生的禾苗一般茁壮成长。
因为我两次被录取，便有两个学号，我选择了一个，只记得最后两字是95。我在南开外文系读了两年。那时好几位先生都在南开，卞之琳教大一英文，李广田教大一国文，罗大冈教法文。后来他们都到了北平，分别任教于北大、清华。卞先生曾赠我一本《十年诗草》，我非常喜欢卞诗，一直想请卞先生用硬笔把他的《风景》一诗写成一帧书法，却总是拖下来，直到他老去，也没有提出。二年级时的教授是杨善荃，他对诗歌很有研究，因头发少，学生们称他“杨秃”。教逻辑的是王逊，他后来也到了清华。当时南开一年级文科学生要学一门理科课程，我选了普通生物学，曾在实验室解剖青蛙，我一直对生物很有兴趣，特别是生命的起源和发展。
我很喜欢芝琴楼后面那一大片稻田和野地，远处有疏落的树林，从那里可以看见夕阳西下，看那漫天霞光和小树林的彩色。我有一篇作文《荒原梦》，写这一带景色，得了A+的分数，此文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那时穈岐和我几乎每天都去看夕阳西下，她是物理系学生，还有一位工学院潘姓女同学也常去，如果哪一天没有去，便好像少了什么。
在天津时，常和小弟通信，他刻了两枚图章，一写小姊，一写小弟。他写信来，常打上图章，我却很少用，因为没有印泥。小弟那时16岁，常写些小文章在小报上发表。记得一次他写了理发的经过，我们笑了半天。轮到小弟考大学时，他考了清华、北洋工学院，还有一所学校不记得了。三所大学俱都高中。他上了清华航空系。
1947年1月，天津《大公报》星期副刊刊载了我的小说《A。K。C。》。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小说（后又于本世纪初刊载于《文艺报》某期），以后又发表过几首短诗。我发表文学作品是从做南开大学学生时开始的。
在南开的两年间，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我参加过进步同学组织的读书会，却不很积极。对有兴趣的课程如英诗，也只是浮光掠影。1948年，我又参加了清华的转学考试，因为不急于工作，也不能用功读书，所以仍然报考二年级，这样录取的机率也大些。这次我考上了,父母很感安慰,最主要的是不必仆仆于平津途上了。父亲在1948年秋给远在美国的长子钟辽写信,第一句便说：妹考上了清华。我离开了“南开荒原”,但那一段生活已成为我的记忆,我的历史。
西南联大结束五十多年了,现在和三校都有联系的人已经不多。我肄业于南开,毕业于清华,又是清华子弟；我也是北大子弟,是燕园长期居民。最近,我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头衔———北大旁听生。六十年代初,我小病大养住在家中,曾去旁听过宗白华的中国美学史,可惜只听了一课,他讲的是中国美学的特点：虚和实的关系。又去听了冯至讲歌德,可惜也只听了一课,那次还有组稿任务。没有好好听过冯先生论歌德,始终是我的一个遗憾。我冒昧忝列北大旁听生,量不至有人反对。三所大学都是我的母校,南开去年校庆有专函相邀,可惜我正在医院未能前往；清华图书馆保存着我的毕业论文《论哈代的诗》,也有联系；北大更是多有照顾。一个人有三个母校,可算得是极富有了。也可以说,这是失败成全了我。
我考大学的经历,除了为教育史做了一次见证,还可以反映那时的教育环境是宽松的,考不上清华可以考南开,上了南开也可以转清华,当然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在本校也可以自由转系,因为初入学时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好几位西南联大哲学系学长都是理科转来的。只有在自由的天地里,鸟儿才能飞翔,才能感受蓝天、放眼碧野,才能嘹亮地歌唱。
忽然想起一位小辈的亲戚曾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她上幼儿园时,常被安排坐在痰盂上,一坐好几个小时。坐着唱歌,唱的歌是：“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立场最坚定。”后来知道,这首儿歌是一项游戏的内容（游戏也够政治化的）,被用来对孩子们进行管制。从这样的幼儿园开始（现在当然有所改变）,以后再接受格式化的教育,鸟儿的翅膀早退化了,平衡都难以掌握,遑论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