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英的一双皮靴坏了，天寒地冻的，她拉着“幸灾乐祸”的我跑进了步行街上一排修鞋铺中靠头的第一家，铺子很小，但生着炉火却很温暖，老头儿掌鞋，老太太打油，一阵叮当作响之后，英的靴子又可以上脚了。
“谢谢大爷！”谢天谢地她今天可是出了奇的有礼貌。
出来后我还在纳闷那样沾满老茧和污垢的粗糙的双手是怎样的技术把一双破靴子变回原样的，英拉着我的胳膊嘻皮笑脸地问：“知道我为什么就到这儿家来修鞋吗？”
“那还用问，就你那点儿心眼儿，跟老年人好讨价还价呗！”
“才不是呢！”她憋红了脸。“我就是看她们像（想）我在农村的父母，太不容易了，就想让他们多挣点钱儿——那些年轻的人以后有的是挣钱的机会。”
在这样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的傍晚，互挽着手，我们都沉默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但我敢肯定地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某种“高度”，且这种高度别人永远无法企及。就像我眼前的朋友她很棒，她刚刚用了短短五分钟的时间为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的后半生慷慨地描绘着，并让他们欣然且有尊严地接受着。
我俩为此兴奋了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