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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聪明误

钟阿城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教读者怎样判定一部作品是否伟大:要看它是否像几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若像,写得再俏皮,也只能入畅销书排行榜,而不能入影响数代人的经典之列。

换句话说,如果一部作品中,让人拍案叫绝的比喻蜂拥而至,就像鸡尾酒里的冰块在咯啦咯啦碰撞,谁都想吸睛,谁都想出风头,这可不见得是一流作品。一流的写作往往没有这么聪明外露,总是隔了很长时间,埋头写作的人才想起他是个作家,要在比喻上精彩地露一手绝活,让读者击节叹赏。在此之前的漫长旅程中,作家像农民一样耕耘,沉浸在人物莫测的命运中,沉浸在故事出人意料的走向中,他脸上露出暧昧的惆怅,额头上是一条条深思熟虑的抬头纹,绝不可能有心思时时讲俏皮话。

听了阿城先生的点拨,终于明白对于我最喜爱的《围城》,为何一度在文学价值上,人们争论得很厉害。

这部小说的开头,太像“几个聪明脑壳在打架”了。光是第一章涌现出来的、可以列入俏皮段子的比喻,就有很多:“苏小姐身段瘦削,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画成的。”“鲍小姐被叫作‘局部的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几天……”每一页、每一节、每一个人物出场,钱锺书先生都奉献了让人难忘的毒辣刻画。然而,读者的注意力,很可能被这些聪明绝顶的比喻分去大半,以至于读到第三章,方鸿渐、苏小姐、唐小姐的形象还是有一点虚浮,一想到他们之间各种纠葛的缘起,还得翻到前面去重读。

杨绛先生回忆说,1944年,钱锺书开始写作《围城》时,家境非常困顿,她去一家小学谋求教职以贴补家用。为了让锺书先生安心写作,少受时局和开销的影响,她辞退仆役,自做“灶下婢”。因此,锺书先生“每写几页都要给灶下婢看的”。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苦中作乐的心态,《围城》一开始就陷入俏皮讽喻的汪洋中,无论是人物的肖像,还是微妙的心理,无论是对天气的描摹,还是表情的变化,无处不是穷尽聪明人的想象。

然而,这部小说的基调逐渐变得深沉朴素。这要归功于方鸿渐一行到达三闾大学后,与孙柔嘉的婚姻。为了结婚,孙小姐使出了秘而不宣的手段,而方鸿渐也顺水推舟入了围城,又一路跟随孙小姐回到上海。此时各种婚后的龌龊就像皮袍底下的小咬一样出现了……写到这里,锺书先生已经很少说俏皮话,很少用比喻句,也不再每写几页都要兴冲冲拿给杨先生看了。连在现实生活中、在饭桌上,他也不再妙语连珠。那是一段沉静的时光。锺书先生完全沉浸在方鸿渐的命运里,连他紧紧贴着眉毛的黑框眼镜,也显出了那种似笑非笑的无奈。

始于聰慧,终于敦厚,《围城》以一个洗尽铅华的收尾,跻身经典作品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