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5年前初春的一天，天色阴沉，树木刚刚抽芽。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记者，开车来到了一个车祸现场。据广播员说，一个上年纪的男人开着卡车在自家门口倒车时，不小心压在了他的小孙女身上，孩子受了致命伤。
我在一排警车旁停好了车。这时，我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穿着棉布工作服的白胡子男人正站在一辆卡车附近。几台摄像机对准了他，记者们纷纷把话筒伸向了他的面前。他看上去惊慌失措，结结巴巴地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记者们放弃了采访，跟着警察走进了一间白色的小房子。至今，我还记得老人绝望地低头看着车道上，孩子曾待过的地方。房子旁边是新开出的一块花圃，还有一堆深色的种植土。
“我想把车倒到那里，给地培上好土。”他对我说，虽然我并没问他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她在门外。”他的手伸向花圃的方向，又垂了下来。他陷入了悔恨中，我则如同所有敬业的记者一样，走进房子，看有谁能提供几张出事孩子的照片。
几分钟后，我的口袋里装着一张可以在演播室展示的孩子的照片。我走向了厨房，警察们说孩子的尸体临时停放在那里。
我来时带了一台相机，大个头、功能多，一看就是记者常用的相机。孩子的家人们、警察、记者和摄影师们都已从房子里退了出来，站在院子里。我走进厨房，看到里面摆着一张塑料贴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孩子的尸体，身上裹着一块干净的白被单。孩子的爷爷坐在桌子旁的一把椅子上，他没注意到我，只是失神地看着白布中的尸体。
屋子里一片安静，只能听到钟表在响着。这时，我看到这位爷爷缓缓地探身向前，伸出一只胳膊，抱住了桌上的小身躯，然后把脸贴在白布上，一动不动。
在那个寂静的时刻，我知道正是拍摄一张有获奖水平的新闻照片的时机。我对好光圈，调好焦距，安好闪光灯，然后选取角度。
场景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爷爷穿着朴素的工作服，他的白发在光线的映衬下闪闪发亮。孩子的身上盖着白被单，窗户旁边的墙上挂着两只世界博览会的纪念盘，陈设简单的屋子里的这一切衬托出一种凝重的气氛。从屋里可以看到警察在外面检查着那辆肇事卡车的后轮胎，孩子的妈妈和爸爸互相依偎着站在一旁。
我不知道在屋里站了多久，就是按不下手中的快门。我非常明白这张照片拍出后将会具有震撼性的效果，但我不忍心用闪光灯去打扰这位可怜的老人。
我还是放下了手中的相机，悄悄地走出了屋子。当然，我从没告诉过刊物编辑，我曾错失了一次拍摄绝佳新闻图片的机会。
我们每天都会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身处极度悲痛的人们。有时候，我一边看新闻，就会想起那次放弃拍照时的情景。
至今我依然认为，我当时做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