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我的愤青时代说起。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很强的批判味儿。我在东南大学上到大二，已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为我已经把那些老师都看明白了。我开始进入自学状态。那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们那个班被戏称为“大师班”，连每次作业不及格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大师的坯子，都坚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师辩论“为什么给我不及格”。当年的学习状态是，你到夜里12点还会看到有同学捧着一本黑格尔的书坐在楼梯上，一直看到凌晨3点还不回宿舍。大家都进入了自学状态。这跟高考恢复，大学重新开课不久有关，老师能教给你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适逢新艺术、新思潮，每个人都抓住机会用各种方式自学。
1987年我24岁，血气方刚，目中无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建筑界，从各位大师一直批到我的导师为止。大师名单里，当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没有地方给我发表。
很多人在批判，我则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做什么？是不是经过批判，经过这种所谓的革命就真的能诞生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事物？那时我就并不肯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这种对于“建设性”的觉醒，源于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遇到的校长和恩师钱锺韩。那是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人。
整个学校有9个系，刚进校时每个系要派一个学生代表去听校长训话。我很幸运地去了。钱锺韩校长是钱锺书先生的堂弟，是那个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欧美游学七八年之久，但没有在任何一所学校读完过，也没有取得任何一所学校的学位，他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各个学校的图书馆里。
他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钱氏定理”，用一个定理就变成了一位大家非常尊重的学者。他那个年代会出这样的人。他在给我们训话的时候，主要是在教我们如何向老师挑战——“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有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你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在台上下不来的”——他认为只有进入这种状态的学生才是好学生，而不是那种听话的、拿高分的学生。
刚入学就有人来指点你，这是很幸运的事。所以我到后来胆量很大。
硕士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学位委员会最后却没有给我学位。理由是“这个学生太狂了！”之前已经有人给我传话，告诉我若不改论文就没有可能获得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死屋手记”，明显是在影射我们学校建筑系和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状况。日后有人对我说，中国建筑学其后20年发生的事都已提前在我那篇论文里讨论过了。我一个字也没改，离开学校前影印了5本放在学校阅览室。后来的很多学生都翻过，但当时我们的老师基本看不懂。
10年后的1997年，我参加东南大学校庆，当年系里的一位青年老师见到我，说：“你这个人变化很大。你一点儿也不酷啦！”我问：“我原来是怎样的？”“原来啊，你在东南大学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10年，正是妻子对我的改变，让我变得温润平和了。我写硕士论文时已经与我妻子认识。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又无形，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当年的那种劲儿还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外面已经很温和很圆润，不那么危险、不那么生硬了。
这种蜕变你自己很难知道。2007年的某一天，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筑（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面前，对我说：“别人很难不喜欢它，因为它有很温暖的东西让你感觉到你会爱上它。”我就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个10年过去了。
实际上，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像是苏醒。它可能在我童年，或者再小一点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接下来你经历社会的巨大变动和青年的愤怒阶段，很多新的思想进来，融合后你会发生一次蜕变，蜕变之后你还能回到一开始的那个原点。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个原点，它是一种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做象山校区项目，让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比如，我觉得象山校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童年的回忆。
我的童年正好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随母亲在新疆生活，母亲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停课，整个校园被开垦成了农田。我和那些老师一起变成了农民。白天劳动，晚上农民们会聚在一起喝从云南来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我们谈普希金，谈鲁迅，谈很多中国的、外国的事情。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当时间过去，有一些其他东西会被你看到，我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孩，在一个小孩眼里，我看到了我该看到的东西。
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大地，泥土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与收获，我都有极大的兴趣参与。我在7岁时已经开始为家里挑水。新疆的水桶是最大号，洋铁皮的，从我们家到水井有400米，第一次我只能挑半桶，因为容易洒出来。慢慢地我越来越有技巧。夜里去挑的时候，也一个人在水井上摇辘轳。
想想我真是一个蛮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会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磨炼。重复，重复，重复。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很累的活儿，不想干”之类的话。我喜欢挑水，而且我能体会到挑水过程中的那种快乐。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由于我看书很早，在挑水的路上我就会想书上的内容。当时大家都看不到书，而我太幸运了，母亲被临时调到自治州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可以进入书库看所有被查封的书。7岁到10岁的年月，我就是这么乱看书度过的，包括大部分外国文学的译本和中国的古籍。
我爱干活儿，估计还有一部分是源于天性。7岁以前，我跟姥爷在北京生活。他瘫痪在床，身上会起皮疹，每天我都要做我姥姥的帮手，用很粗的盐，蘸点唾沫，用手给他全身涂抹。家里的一些亲戚偶尔说起过去的事，告诉我躺在床上的姥爷原来是干什么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被定级为八级木匠，那是工人的最高级别。后来公私合营后他失业，不得不靠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布景赚俩小钱。
1960年的某一天，姥爷干活儿时出了大汗，中午他躺在四合院的中堂里睡了一觉，给风吹了，全身瘫痪。瘫痪后全家人把他照顾得特别好，他在床上躺了16年后去世。我也算是曾经看护过他。
如果讲支持的力量的话，这件事像种子一样，会埋藏在小孩儿的心里，待到合适的某一天它会发芽。就像我现在要求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必须全部学木工，它已经在我主持的学院里发芽了。我一向认为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学了建筑这一行，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看问题的视角就不太一样。
10岁后我迁到西安上学。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毕业我都是班长。我从来不打架，但是谁也不敢打我。老师对我的基本评语是特别内向。这个班长也不管事儿，只是让大家看到他是每天最早到学校打扫卫生、冬天会早上6点半到教室烧火点煤炉的那个人。全班的黑板报由我一个人出，每一期我都会办得让全校震惊，因为每一期都很不一样。这可能缘于我在新疆的生活环境。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在一个很棒的剧团里，都是演员。他们平日里谈的是艺术和文学。我从那时就意识到什么叫创作——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你知道什么叫文采飞扬，什么是文气。我那种文人的孤傲是早年就养成的。
认识妻子以后，我的孤傲被抹平了大半。事实上她对我最大的影响，更是关乎心性的修养——比如一整天不干什么，人的内心还很充盈。
我晒太阳，看远山，好像想了点什么，又好像没想什么。我能这样度过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变成很嫩的绿色，你会心里一痒。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但我逐渐学会了。无所事事时，突然间脑子里有东西闪过，站起来，一提手，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憋着想。
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我都是这样度过的。说起来，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资在养我，我打零工，偶尔挣一笔钱。她属于自然而然的人，工作对她来说意义不大，挣点工资嘛。她只对一些小事情感兴趣，比如去西湖边闲逛，去哪个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市场或者百货商场，又或者去哪里看个朋友。问题是，我逐渐地能适应这样一种状态。
这种感受是来自心性的。心性变得自然了，会滋养人，你就朦朦胧胧地发现，你想做的建筑，是要传达那种文化里最好的状态和精神，用一种很急的心态是做不出来的，简单的模仿也没有意义。
你看进去了，又看出来了。你看下雨，看很长时间，雨怎么下，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里去，它最后向哪个方向走。你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你就会想，有没有可能做一个这样的建筑，让大家清楚地看到，雨是从哪儿下来的，落到那儿之后流到了哪儿，从那儿又流到了什么地方，每个转折、变化都会让人心动。
这不是靠看书能得来的。在这个阶段，我看的中国的书越来越多，但基本上我没有看过任何和建筑有关的书。这个阶段我称之为忘却。经过这七年，我发现了内心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哪一种。我想讨论一种和生活最有关系的建筑：中国园林。白居易有三间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篱简单围一下，这中间就发生了变化。一定是有什么在里面。所以可能从那儿开始，我的任何一个建筑设计都是园林，不管表面上像园林的还是外表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是。园林已经用各种形态进入我的建筑了。
这个七年结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时间在我们50平方米的房子里造了一个园林。我做了一个亭子，一张巨大的桌子，一个炕，还做了八个小的建筑，作为我送给妻子的礼物。那是八盏灯，我亲手设计的，每一盏都挂在墙上。
在这些年里，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开始对材料、施工、做法变得非常熟悉。我亲眼看到每一颗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每一块木头是怎么制作成型的……彻底搞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后面我做的每一个建筑，可以说都是在对这件事极为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纯真的、不断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艺术，我常自省——到现在我们都这么认为——还有些目标没有达到，还有些状态没有实现，都和自己的修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