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得什么模样？好像是小眼睛，厚嘴唇，有饱满的青春痘和自然卷的头发。肤色暗淡，衣着暗淡，在大学同学里，他是挺普通的一个。
记得他入学迟了两天，老师把他带进来问大家：“谁愿意和他暂时同桌？他还没有课本。”他站着不比讲台高多少，乐呵呵地张着嘴。没人反应。我说，这边有位子。
那堂课下来，他对我只说两个字，谢谢。
他总是独来独往，少言寡语，但他是随和的，仿佛开着一扇轻叩即开的门，只是没有人造访。他渐渐地游离在我们之外，我们也习以为常。一起春游，一起聚餐，一起去卡拉OK，他不参加，我们也从不追问。少一个不起眼、沉闷的人，于一个朝气蓬勃的集体有什么损失？
只有一次课间，他忽然成了班级的焦点人物。男生们谈起谁谁爱打鼾，都矛头一致地指向他。
“个子小，一夜鼾声倒震天动地，弄得全寝室都睡不好！”
“嘴还张那么大，塞臭袜子进去都不醒来！”
调皮恼怒的男生还曾用大部头的词典去砸，用冷水去淋，用被子去蒙，沉睡的他终于醒了，讷讷不言，良久睡去，鼾声再起，立刻惹来新一轮的“批斗”。
当时在闹哄哄的课间，男生学他打鼾的模样，女生们也笑，他坐在角落看着大家，不恼，不言，仿佛我们谈论笑话的，与他无关。他甚至，还保持着他招牌式的温和笑容。
在那样放肆活泼的青春岁月里，谁会在乎一个20岁男生隐忍的沉默？我们都以为，他已经习惯这样的卑微和孤独。
有一天下课了，大家都散了。我正在清理书本，他走过来，竟从兜里掏出一大把五颜六色的糖果，缓缓地笑着说：“上次你和我共用课本，真是谢谢你。”
两个月了，他居然记得那样小小的善举。看着他照例孤单的背影消失，拿着糖果的我，有点难受。
还有一次，集体劳动之后，他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昨晚12点的午夜点歌节目，我听到你男友给你的生日祝福了……你们真幸福———也祝你生日快乐！”
他笑着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午夜无眠，是惧怕鼾声搅人，还是在渴求收音机里那点人声寒暄的温暖？虽然他的祝福，听不出落寞。
当时的我试图做些什么，让他走进我们，多一些温暖。但年少忘性，再见他也不过是点头之交。而他依然独来独往，以波澜不惊的温和，隐藏所有狂澜。
只听说他暑假没有回家，自主徒步考察附近的农村，在大热天里和农人恳谈，但是报告写出来反响平平；又听说，他在积极准备考研，却终究未果，不得不分配回乡教书———那些炽热的理想，曾经是陷于囹圄之中的他的钥匙吧，却一一被现实打落。
毕业九年，彼此素无来往，关于他的记忆，渐行渐远。
直到昨天，我翻看一本杂志，读到一篇纪实文章，说是2006年9月20日，一位初中老师，因为学生上课玩弄指甲就暴跳如雷，将那学生打得鼻青脸肿，之后余怒未消，竟将她从四楼窗口活生生扔了下去，11岁的女孩当场毙命，血案震惊当地。
什么人如此丧心病狂？
书中接着介绍：这位李姓老师，永州人，脾气不好，喜欢打人，1998年毕业于某大学某系某班——那一刻我如遭雷击，那不正是我就读的班级吗？难道此人正是曾经脾气温和的他？
一目十行往下读：此人外语本科毕业后，分配到该市最差的中学教授初一语文，几次三番找教育局，请求教授专业对口的高中外语，屡遭失败。“那时，性格内向的他下班后就躲在房间，独自流泪。”
他曾经辞职出走，辗转黑龙江、上海、长沙，四处谋职，2003年，再度归来的他失魂落魄，举动反常，后被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在当地的精神病院强行治疗了两个月。病情基本控制后，他再次发愤自学，2005年考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自费研究生，但因经济窘迫被迫放弃……
他走投无路，只好重新执教，但情绪极度抑郁狂躁，最终酿成惨剧。
“由于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作案不负刑事责任，因此他的故意杀人罪将免于追究。公安机关将送他到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文章后还有后记：说他“中学就不合群，任教期间也没有朋友，每次他走进办公室，老师们纷纷避之”。
文章读完，我的头脑一片空白。
许久，我翻找出大学的毕业相册，却发现那么多张笑容清扬的照片里，独独没有他；又上了5460同学录的留言本，恭贺结婚生子的，平安喜乐的，也从未有过他的痕迹。
也没有谁问起过他，仿佛他从不存在。
他一直生活在人群之外，承受着人群带给他的孤独嘲弄，益发内诉于理想，万丈雄心却终被世俗打败，伤痛无人分担……他的毁灭，原因很多，但集体的无意识冷漠，或许正是埋进那颗卑微灵魂里的第一棵恶果——在道德的审判庭上，我，亦是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