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制，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
从整个人类的视野来看，企业家在过去200年里面整体而言就是一个进行创新的群体。一个国家怎么变得自由？就是靠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要提高、技术要进步靠什么？要有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又要靠市场……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进步就越快，创新就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就进一步增长，财富就变得越多。人类过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说500年，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从500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类市场在不断地扩大，分工不断地深化，技术不断地进步，财富不断地增加。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微信市场；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变成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将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地生产，市场上已经饱和。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当他们在最初淘第一桶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的时候，仍然是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那时候，“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我们叫山寨——就可以赚钱，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
另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还是更愿意创新？相对而言，套利风险不那么大，不确定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只要敢冒险，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赚钱。而创新却是完全面临不确定的世界，看到没有的东西、谁都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当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刮胡刀。有一个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这个人是一个小商贩。当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自己面临了一个困惑：他经常刮胡子，动不动就刮破了。能不能生产出一个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谓安全，就是不把脸刮破，所谓便宜，就是刮钝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我不需要再去磨了。他找了好多個技术专家，这些人都说，No，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把合金或钢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出来。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6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面临多少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就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
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有新的想法出来。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所谓“新”，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从中国历史上讲，什么时候有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有创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们也有创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没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我想用一下《大停滞？》作者泰勒考恩教授说的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他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