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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时代

在人的意识中,有些事看似寻常,却越细想越困惑、越深究越无奈。比如“故乡”,说起来令人柔肠寸断,它的境遇却日渐尴尬。过去人们总说“故土难离”,如萧乾在《一本褪色的相册》中说:“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唐代柳宗元在《钴鉧潭记》中写道:“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表面上在描述乐不思蜀,却内含思乡之情。而今,这一切已成过去,尽管诗人于坚仍认为,“除了故乡,世界的一切都是漂泊”,但洒脱、务实的现代人也只是一笑置之,不会有谁当真。

全球化时代,无数人行色匆匆,自愿离乡,大潮般涌向陌生却热闹的“他乡”。这已成常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的一些父母为儿女出国做坚强后盾,倾囊资助,不惜将温暖之家置换为冷寂空巢。当儿女在异域乐不思蜀、毫无归意时,父母终于发现,自己给了子辈一片天空,却抽掉了他们曾立足的一方土地,使其永无还乡可能。

在乡村,“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早已成为乡间笑柄。在外打工的日子未必风光,但蜗居老家,不仅家人轻蔑、朋友小瞧,就连媳妇都很可能娶不上。于是走得越早,离得越远,越被高看。

我常去的一家理发店,小老板兼理发师三十岁出头,举止谦和,是个来自吉林的农家孩子。一次和他聊天,小老板说他在天津打拼了十多年,妻女都已落户本市,但他的户口还在乡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名下有几亩地,转户口就要放弃,不如留着地,将来还可回乡养老。

我问他:“你能回到童年吗?”小老板有些迷惑。我说:“故乡就像每个人的童年,离开了就回不去了。”他点点头说:“我们一家三口都适应了天津的生活,孩子更是天津生、天津长,真回老家,日子也不敢想。”他提到最近一次回乡,故乡处处冷清,过去学校有几百个学生,现在也就剩几十个,有的班只有几个,这些孩子其实也待不长。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暂时将他们交给老人,以后也是要带走的。

当离乡成为一种主动行为,乡愁也就无关痛痒。“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三毛生前远游过许多地方,还曾携大胡子荷西在撒哈拉沙漠与当地土著比邻而居,她的流浪与“背井离乡”不可同日而语,常常被升华出诗意。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乡愁已被岁月冻结。

年少的木心离开故乡乌镇到上海学习美术,而后几经辗转,远赴美国,暮年回乡,心境已大变,“在故乡,食则饭店,宿则旅馆,在古代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我恨这个家族,恨这块地方”。木心是“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流浪与流亡,一字不同,味道大有差别。

诗人余光中对故乡的感情则较为豁达,更多流于“纸上还乡”的仪式。他年轻时适逢战乱,“生而为闽南人、南京人,也曾自命为半个江南人、四川人”,后来“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遂戏称自己有九条命就好了,其中一条留在台北老宅陪父亲和岳母,一条专门用来旅行。

离乡大潮由此造就了一种尴尬境遇:出走的决绝与回归的无望。每个人的故乡都已模糊,但并不妨碍大家其乐融融地哼着“常回家看看”的曲子。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特认为,“普遍存在的异乡人”已经成为最为深刻的全球性风景。我想补充的是,这个风景的背后,是人类亲手创建的辉煌的物质王国;而其代价,是失去了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

“他乡”时代,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注定是有居所而无故乡的“异乡人”,但我们仍需保持与故乡的联系,接受故乡的支撑。故乡或许不再具象为现实,却永远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灵魂栖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