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意识中，有些事看似寻常，却越细想越困惑、越深究越无奈。比如“故乡”，说起来令人柔肠寸断，它的境遇却日渐尴尬。过去人们总说“故土难离”，如萧乾在《一本褪色的相册》中说：“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唐代柳宗元在《钴鉧潭记》中写道：“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表面上在描述乐不思蜀，却内含思乡之情。而今，这一切已成过去，尽管诗人于坚仍认为，“除了故乡，世界的一切都是漂泊”，但洒脱、务实的现代人也只是一笑置之，不会有谁当真。
全球化时代，无数人行色匆匆，自愿离乡，大潮般涌向陌生却热闹的“他乡”。这已成常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的一些父母为儿女出国做坚强后盾，倾囊资助，不惜将温暖之家置换为冷寂空巢。当儿女在异域乐不思蜀、毫无归意时，父母终于发现，自己给了子辈一片天空，却抽掉了他们曾立足的一方土地，使其永无还乡可能。
在乡村，“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早已成为乡间笑柄。在外打工的日子未必风光，但蜗居老家，不仅家人轻蔑、朋友小瞧，就连媳妇都很可能娶不上。于是走得越早，离得越远，越被高看。
我常去的一家理发店，小老板兼理发师三十岁出头，举止谦和，是个来自吉林的农家孩子。一次和他聊天，小老板说他在天津打拼了十多年，妻女都已落户本市，但他的户口还在乡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名下有几亩地，转户口就要放弃，不如留着地，将来还可回乡养老。
我问他：“你能回到童年吗？”小老板有些迷惑。我说：“故乡就像每个人的童年，离开了就回不去了。”他点点头说：“我们一家三口都适应了天津的生活，孩子更是天津生、天津长，真回老家，日子也不敢想。”他提到最近一次回乡，故乡处处冷清，过去学校有几百个学生，现在也就剩几十个，有的班只有几个，这些孩子其实也待不长。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暂时将他们交给老人，以后也是要带走的。
当离乡成为一种主动行为，乡愁也就无关痛痒。“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三毛生前远游过许多地方，还曾携大胡子荷西在撒哈拉沙漠与当地土著比邻而居，她的流浪与“背井离乡”不可同日而语，常常被升华出诗意。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乡愁已被岁月冻结。
年少的木心离开故乡乌镇到上海学习美术，而后几经辗转，远赴美国，暮年回乡，心境已大变，“在故乡，食则饭店，宿则旅馆，在古代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我恨这个家族，恨这块地方”。木心是“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流浪与流亡，一字不同，味道大有差别。
诗人余光中对故乡的感情则较为豁达，更多流于“纸上还乡”的仪式。他年轻时适逢战乱，“生而为闽南人、南京人，也曾自命为半个江南人、四川人”，后来“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遂戏称自己有九条命就好了，其中一条留在台北老宅陪父亲和岳母，一条专门用来旅行。
离乡大潮由此造就了一种尴尬境遇：出走的决绝与回归的无望。每个人的故乡都已模糊，但并不妨碍大家其乐融融地哼着“常回家看看”的曲子。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特认为，“普遍存在的异乡人”已经成为最为深刻的全球性风景。我想补充的是，这个风景的背后，是人类亲手创建的辉煌的物质王国；而其代价，是失去了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
“他乡”时代，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注定是有居所而无故乡的“异乡人”，但我们仍需保持与故乡的联系，接受故乡的支撑。故乡或许不再具象为现实，却永远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灵魂栖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