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在苏北农村成长的故事。
那个时期，整个社会都是残酷的，但不妨碍孩子们依旧过得无忧无虑，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比如长期盼望后，终于等来了那根废弃的滴管，做成了“性能卓越、超越时代的弹弓”；比如像一条鱼那样“遨游”在玉米地里，只为找到一根甘蔗一样甜的玉米秸；比如穿着两条红领巾做成的泳裤，跳进河流撒欢；比如用手电筒探照夜空，和小伙伴爬到桑树上开会，看小猪崽拥挤着吃奶，使点小坏，把蚂蟥塞进城里孩子的裤兜……他尊重生活的真实，用温情的笔告诉我们：童心是最善于发现的，孩子属于大自然，那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的玩具，贫穷和单调并不能阻止孩子追求快乐的脚步；童年是单纯和不可复制的，从这个角度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幸福的，这和物质无关。
这又不是一本单纯怀旧的书，它是关于尊严、关于智慧、关于敬畏的书。作者用亦庄亦谐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最真实的现场，形成的视觉与心理反差是惊人的，极具画面感，极具张力，让人在感受到生长在农业文明中的人性的扭曲与善良，狭隘与豁达，心灵缺乏归属感，使我们身不由己地为那一代人的命运感叹、唏嘘。
毕飞宇让我们相信，即使在最贫困、最没有尊严的时代，人骨子里的那份自尊和体面也会顽强地偷存，它是那么倔强，总会以隐蔽的方式外化出来。比如母亲“可以穿得很破，她的衣服上可以有很多补丁，但是，裤子上必须有两条缝”。她用茶缸做熨斗，甚至用屁股压那些褶皱。作者“写的不仅仅是裤缝，是母亲对生活的讲究”，这种隐藏在生活里的仪式感，让孩子从小懂得做人要有尊严，这样才能受人尊重。
书中写到盲人老大朱，这个无依无靠的残疾人，很多时候都要靠讨饭为生，没有人拉着他的盲棍，走出去很困难，但他从来没有在本村乞讨，这里有难以启齿的问题。这段描写让我们坚信，即使生活在苦难里，人性也自有人性的高贵，不因苦难而蜕变，不因艰难而退缩。“尊严这个东西，始终在他心里，虽然他未必知道尊严这两个字。”
在不懂得尊重的时代，说尊重是可笑的，但这并不能阻止蕴藏在人们心中的善良自然地流淌。比如打孩子的收放与进退，显示乡下人的处世哲学；比如做了“好吃的”，独享是被瞧不起的，于是“自己有一点好马上就会想起别人”。比如乡村的葬礼，一般是女亲友团哭丧，男人守灵，守孝道的儿子儿媳在葬礼上一定是节制的，因为他们与老人生活在一起，生前尽孝，没有愧疚。他们的情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夸张渲染作秀。其实，贫穷的年代，人情并不寡淡，尽管它的样子是寡淡的。“农民的情感很本分”，他们的内敛是生活磨炼出来的。这种真切的情感只有深入其中才能写出，才能体会。
这本书以私人记忆为基础，而整体叙述又是一场集体记忆。作者经历的事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是，他不过多地书写生活的艰辛，甚至调侃自己是穿得起袜子的“富二代”，而是在更深邃的精神层面进行发掘，有深厚凝重的理性思索，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立场。为了不破坏整个行文的回忆性，这种思考又很有分寸，不喧宾夺主，不剥夺儿童思考的真实，既有生活的厚度，又兼具思想的穿透力。
字句之光
我很感谢我的母亲，虽然家里很穷，但是，母亲把我们拾掇得很干净，所有的补丁都周周正正。我们从不邋遢。父亲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受人尊敬，母亲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体面。这是一回事。体面是受人尊敬的前提，受人尊敬是体面的结果，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不敢说我是受人尊敬的，但是我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体面的人，这样的自信我有。
我们的会场很别致，就是一棵桑树。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玩具可以成为会场的呢？只有桑树。一到庄严的时刻，我们就会依次爬到桑树上去，各自找到自己的枝头，一边颤，一边晃，一边说。那些胆小的家伙，那些速度缓慢的家伙，他们哪里有能力爬到桑树上来？他们当然就没有资格做会议的代表。我们在桑树上开过许许多多的会议，但是没有一次会议出现过安全问题。
所谓战争，就是孩子们用蒲苇棒去攻击敌人的脑袋。因为绒毛太软了，你的脑袋在受到蒲苇棒攻击之后，不仅不会受伤，也不怎么疼。然而，由于蒲苇棒被晒得很干，所有的绒毛都是干的，轻的，只要轻轻的一碰，那些绒毛就如同炸弹一般，炸开了，更何况用力一击呢。弹片白花花的，软绵绵的，慢镜头一般，宛如大雪的局部——这就是为什么战争要选择在大风的日子。暴风强化了爆炸的效果，惊天动地。雪白的弹片飞啊，飞，随风而去。太刺激了。长大之后，我看过许多美国大片，无论科技如何发达、制作如何精良，我再也没有见过比我们的战争里更美妙的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