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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与尊重

作家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在苏北农村成长的故事。

那个时期,整个社会都是残酷的,但不妨碍孩子们依旧过得无忧无虑,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比如长期盼望后,终于等来了那根废弃的滴管,做成了“性能卓越、超越时代的弹弓”;比如像一条鱼那样“遨游”在玉米地里,只为找到一根甘蔗一样甜的玉米秸;比如穿着两条红领巾做成的泳裤,跳进河流撒欢;比如用手电筒探照夜空,和小伙伴爬到桑树上开会,看小猪崽拥挤着吃奶,使点小坏,把蚂蟥塞进城里孩子的裤兜……他尊重生活的真实,用温情的笔告诉我们:童心是最善于发现的,孩子属于大自然,那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的玩具,贫穷和单调并不能阻止孩子追求快乐的脚步;童年是单纯和不可复制的,从这个角度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幸福的,这和物质无关。

这又不是一本单纯怀旧的书,它是关于尊严、关于智慧、关于敬畏的书。作者用亦庄亦谐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最真实的现场,形成的视觉与心理反差是惊人的,极具画面感,极具张力,让人在感受到生长在农业文明中的人性的扭曲与善良,狭隘与豁达,心灵缺乏归属感,使我们身不由己地为那一代人的命运感叹、唏嘘。

毕飞宇让我们相信,即使在最贫困、最没有尊严的时代,人骨子里的那份自尊和体面也会顽强地偷存,它是那么倔强,总会以隐蔽的方式外化出来。比如母亲“可以穿得很破,她的衣服上可以有很多补丁,但是,裤子上必须有两条缝”。她用茶缸做熨斗,甚至用屁股压那些褶皱。作者“写的不仅仅是裤缝,是母亲对生活的讲究”,这种隐藏在生活里的仪式感,让孩子从小懂得做人要有尊严,这样才能受人尊重。

书中写到盲人老大朱,这个无依无靠的残疾人,很多时候都要靠讨饭为生,没有人拉着他的盲棍,走出去很困难,但他从来没有在本村乞讨,这里有难以启齿的问题。这段描写让我们坚信,即使生活在苦难里,人性也自有人性的高贵,不因苦难而蜕变,不因艰难而退缩。“尊严这个东西,始终在他心里,虽然他未必知道尊严这两个字。”

在不懂得尊重的时代,说尊重是可笑的,但这并不能阻止蕴藏在人们心中的善良自然地流淌。比如打孩子的收放与进退,显示乡下人的处世哲学;比如做了“好吃的”,独享是被瞧不起的,于是“自己有一点好马上就会想起别人”。比如乡村的葬礼,一般是女亲友团哭丧,男人守灵,守孝道的儿子儿媳在葬礼上一定是节制的,因为他们与老人生活在一起,生前尽孝,没有愧疚。他们的情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夸张渲染作秀。其实,贫穷的年代,人情并不寡淡,尽管它的样子是寡淡的。“农民的情感很本分”,他们的内敛是生活磨炼出来的。这种真切的情感只有深入其中才能写出,才能体会。

这本书以私人记忆为基础,而整体叙述又是一场集体记忆。作者经历的事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是,他不过多地书写生活的艰辛,甚至调侃自己是穿得起袜子的“富二代”,而是在更深邃的精神层面进行发掘,有深厚凝重的理性思索,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立场。为了不破坏整个行文的回忆性,这种思考又很有分寸,不喧宾夺主,不剥夺儿童思考的真实,既有生活的厚度,又兼具思想的穿透力。

字句之光

我很感谢我的母亲,虽然家里很穷,但是,母亲把我们拾掇得很干净,所有的补丁都周周正正。我们从不邋遢。父亲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受人尊敬,母亲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体面。这是一回事。体面是受人尊敬的前提,受人尊敬是体面的结果,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不敢说我是受人尊敬的,但是我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体面的人,这样的自信我有。

我们的会场很别致,就是一棵桑树。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玩具可以成为会场的呢?只有桑树。一到庄严的时刻,我们就会依次爬到桑树上去,各自找到自己的枝头,一边颤,一边晃,一边说。那些胆小的家伙,那些速度缓慢的家伙,他们哪里有能力爬到桑树上来?他们当然就没有资格做会议的代表。我们在桑树上开过许许多多的会议,但是没有一次会议出现过安全问题。

所谓战争,就是孩子们用蒲苇棒去攻击敌人的脑袋。因为绒毛太软了,你的脑袋在受到蒲苇棒攻击之后,不仅不会受伤,也不怎么疼。然而,由于蒲苇棒被晒得很干,所有的绒毛都是干的,轻的,只要轻轻的一碰,那些绒毛就如同炸弹一般,炸开了,更何况用力一击呢。弹片白花花的,软绵绵的,慢镜头一般,宛如大雪的局部——这就是为什么战争要选择在大风的日子。暴风强化了爆炸的效果,惊天动地。雪白的弹片飞啊,飞,随风而去。太刺激了。长大之后,我看过许多美国大片,无论科技如何发达、制作如何精良,我再也没有见过比我们的战争里更美妙的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