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是一个大学城，读书人多，很多人一直执着地保持着阅读纸质书的习惯。在牛津的日子里，无论乘汽车还是坐火车，总能看到有人在读书。甚至有一次在基督教会学院门口的候车亭，我还看到整齐地排成一队的老老少少的读书人，他们似乎不是在等车，而是在等着进阅览室。
最让我惊奇的是我的房东。某日，她告诉我，晚上家里要来客人搞读书会活动，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便问道：“什么会？”“读书会。”我随即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成立多久了啊？”“一来牛津就搞了，近10年了。”“是几个家庭组织起来让孩子们一起读书吗？”“不是，跟孩子无关，是我和几个朋友，我们自己读书。”“你是组织者？”“当然。”“今天读什么书？谁推荐的？”“《毒木圣经》，我选的。”“成员要缴费吗？”“NO。”“你作为组织者有酬劳吗？”“NO。”“有管理者？要汇报吗？”“NO。”“你有活动记录吗？”“NO。”
房东是全职家庭主妇，在我的印象中，家庭主妇无非是做一些打扫、烧煮、缝补之事。我确实曾看到她忙碌之余喜欢蜷缩在沙发一角阅读，也听她说过去图书馆，但我真没有想到她还是读书会的组织者，并有些年头了。房东选书也颇有眼光，《毒木圣经》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芭芭拉·金索佛的一本具有世界性的畅销书，曾创造了热销两年半、狂卖370万册、授权十几国的出版神话。震撼我的不只是因为一位家庭妇女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还因为这种读书活动既不是为了孩子，也不是信徒之间的读经，他们只为自己而读书。
每年2月，差不多是牛津最寒冷的时候，那天外面特别冷，路上的积雪几天未融化。房东开了暖气，下午又早早地生起了壁炉，煤加得足足的，火烧得旺旺的。房东家里没有电视，孩子早早地做好作业上楼上网去了。读者们如约而至，一共来了两位男读者，一位女士因孩子生病未能参加。房东准备了温馨而简单的晚餐。晚上7点30分左右读书会开始了，房东给每人斟了点红酒。我这才注意到，平时有点不修边幅的房东，今天似乎特意修饰了一番，完全是谈吐优雅的知性打扮：戴起了平时很少戴的眼镜，头发由马尾改成披肩，甚至还戴上了首饰，在温和的灯光下偶尔闪烁一下，显得有点俏皮。几个人就这样围炉而坐，放松地倚着沙发，轻声交谈着，各人说着自己的感受，或端起地毯上的酒杯呷上一小口。
他们从小说的情节构架谈到人物形象，又谈到故事背后的社会根源、文化冲突……各抒己见，但无一引经据典，一起分享作品中自认为美好的东西，交流各自的看法。我突然发现，紧扣原著，畅所欲言，言为心声，这不正是专业文学批评者们孜孜以求的境界吗？当文学真正走进民间，当阅读成为日常生活，文学批评已无专业与非专业之分了。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抑制不住的感动，这种感动不是作为教书匠看到有人读书时的欣慰，而是因为意识到读书在英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位置，进而对英国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东西的敬意和震惊。
我后来也和牛津的同事聊过读书会的事，他们说这在英国很常见，在牛津更是普遍，这是很多英国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英国人素有爱书的传统，对纸质书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