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人生中,能够参悟世相的门径,能够说服人的道理,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其逻辑通常是简单的,其语言也是简约的。所以说,大义至简。
改朝换代这件事,中外历史皆然。其实质是什么?说起来千头万绪,写出来千言万语,托尔斯泰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革命赢得了权力,权力又来压迫革命。”通俗地说,就是做媳妇时怨婆婆狠,做了婆婆对媳妇更狠。
什么是和谐之道、安详之道?古代圣贤的经典著作,讲的都是和谐之道、安详之道。季羡林曾说过,中国人五千年吃饱了就想一件事,就是琢磨怎么和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和谐相处,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怎样达到人的内心和谐。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不是穷酸迂腐,就是用情不专,而那些鬼狐幻化出来的美女就是喜欢他们,这让外国读者很不理解。赵玉平教授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因为写书的人就是个书生。那么,戏曲里的佳人爱才子又怎么说呢?是爱才,也是终身托付的投资。富小姐赠金穷秀才,是盼他金榜题名后过上夫贵妻荣的好日子。
马寅初教授在回答什么是经济学时,先讲了个故事:一进京赶考的书生住店,预付十两银子要上房。店主将这十两定金给米老板付了米钱,米老板转手给屠夫还了肉钱,屠夫又找养猪的还了猪钱,养猪的又去还清了饲料钱,饲料商又赶到旅店还了房钱。就这样,十两银子又回到店主手里。这时,书生转回来说房间不合适,要回银子就走了。然后,马寅初教授概括说,你看,店主没赚一文钱,大家却把债务都还清了。这说明,货币流通得越快越好,这就是经济学。
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用简单的逻辑去说明的,窍门就是,往骨子里看,往骨子里说,往痒处挠,往疼处扎。鲁迅就是这样做的。例如,他在《古书与白话》中说:“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再如,他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红楼梦》被中国许多人所知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那篇不到300字的短文《立论》,就更是谈现象言简意赅,砭时事入木三分了。正因为鲁迅的笔法直面人生、锋芒毕露,才被人批评为“尖酸刻薄”的。事实上,要看穿世相的真伪,看透事物的本质,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尖酸刻薄”怎么行呢?
那么,在有些人那里,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弄得复杂化了呢?余秋雨将其归结为“构思过度”。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它的经营模式一定是简单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简单的;一个危机处理专家,他抓住问题核心的思路一定是简单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核心理念也一定是简单的。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重、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在科研领域、学术领域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对于“简单与复杂”这个命题,我们需要具体分析,灵活把握,该简就简,当繁则繁,不应一概而论。牛顿就曾说过: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可以发现新领域;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可以发现新定律。简单与复杂各有其妙,关键看你怎样运用它。简单,不是笼而统之、马而虎之;复杂,也不是故弄玄虚、构思过度。套用陈道明的一句广告词说:简约而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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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学时,老师常说:优秀的学生既能把一本厚书读薄,又能把一本薄书读厚。我深以为然。一个酸甜苦辣尝遍的人,可能最钟情于粗茶淡饭;一只踌躇满志的蚂蚁,可能被横在面前的一块骨头累死饿死。大义至简还是构思过度,这取决于一个人的胸襟和视野,也决定了生活的面目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