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在伦敦住，大不列颠给我的最大印象，除了完善的交通和遍地的风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好。
我还记得住进宿舍的当晚，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外面下着伦敦常见的连绵细雨，内心愁苦万分。这时听到有人敲门，然后几个白人热情地冲进来，兴高采烈地说有个Party，邀请我去参加。尽管这在一个中国人的眼里看来非常突兀，但我还是跟着去了，度过了一个难忘而愉快的夜晚。
后来，我有时候在路边抽烟，会有伦敦青年跑过来借火。对方点着之后，不会匆匆而去，而是与我攀谈起来：“我听说你们那个国家……”或者“我们那个女王就别提啦……”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甚至有一次我坐在海德公园的椅子上吃盒饭，一个散步的英国老人居然停下来跟我套近乎，提醒我风大，小心吃坏肚子。说完，他就走开了。
我回到熟悉的祖国，这种事情就再没有发生过。在机场借完火的中年人面带忧虑，紧皱着眉头快步离去。新搬到的小区永远不会听到有人敲门，除非来的是做人口登记的警察。
跟我的同胞比起来，我也没有好到哪去，就像越狱的犯人回到了熟悉的牢房。我见到乞丐仿佛一阵风掠过，面对陌生人的搭讪十分警惕。曾经有一次，一个路边迷路的小学生向我借一元钱坐公交车回家，我仔细盘查了她的学生证后才给了她。等她道谢走了之后，我才怔怔地回过神来，头一次为自己感到羞耻。
这一切的发生既平常又让人感到怪异，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我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的隔阂。在乡间，夜不闭户是常有的事情，基于邻里关系建立的基层组织，构成了中国社会最稳定的基石。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消费主义席卷一切，传统的东西逐渐被抛弃，那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信任，都变得越来越淡，我们都成了这个国家的陌生人。
罗伯特·帕特南写过一本叫《独自打保龄》的书，描绘了美国社群生活是如何走向衰落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正如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热衷于各种有组织的生活，闲暇时间在和邻居喝茶聊天中度过，喜欢建立各种俱乐部。这种公民对参与和互助的热情成为美国爱国主义的根本，于是，“一代人在那里互相问好”。
然而，后来发生了变化。尽管制度不同，但中美的某些轨迹是相同的。美国人从俱乐部里的热闹繁荣演变成了独自打保龄的一群人，中国人从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脱离出来，变成一个又一个宅男宅女。当普遍的冷漠推向极致的时候，十八个路人对躺在地上的小悦悦视而不见，或者摔倒在地的老人被围观就不再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而是一个必然出现的结果。
我们一边匆忙赶路，一边抱怨着世风日下，却从未想过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传统秩序已在悄然远去，但新的秩序没有因此扬帆起航。一切正如海子的诗：“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我们能否以自己的切身行动，为这个不够友好的世界，增加几分暖人的温情，让那些原有的美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