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初到巴黎，一次去银行办事，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先生，七八十岁年纪。他因为耳背，听不清楚银行职员讲话，所以反应有些迟缓。我便帮他传译。他要给河北老家的亲戚汇款，听他的口音是保定一带的人。
我办完事，回头看见老先生还站在那里。我细看这位老人，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温文尔雅，气质不俗。老先生约我到旁边的一家咖啡馆里聊天。
老人名叫宋守信，60多年前作为最后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到巴黎。宋先生说他一开始是在巴黎学习医科，想学完后回老家为乡亲们诊疾治病，不料获得博士学位后欧战即起，法国政府又规定不准外国人行医，他就又转学了物理。
宋先生说几年之后，他又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被法国一家一流的物理研究机构录用，一直工作到退休。宋先生讲起过去，乡音里还带着惋惜：“我和钱三强在一个研究所，他回国以后是我接替他的位子。我太太是瑞士人，因为那时候孩子小，我没能回去。新中国成立后，严济慈请我去讲学，我真是高兴，他跟我说中国科大只能聘我当客座教授，杨振宁获过诺贝尔奖，他是名誉教授。我不在乎这些，只要能让我为国家做点事，我就从心里高兴。”
宋先生说他每月都从郊区来趟市里，到中国商场买几瓶酱油，因为家里太太和孩子们都吃西餐，他想吃中国饭的时候就往西餐里放点儿酱油。宋先生说这样就有了回家的感觉。老先生说得轻松，我听得沉重，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怀乡与生活，就连银行职员都把他呼来喝去。想起来既有些无奈，又有些令人唏嘘。
宋先生告诉我，他要去另一位河北老乡家里。那个人叫钱直向，年纪比他长两岁。他说钱直向先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李石曾先生的秘书，李石曾是国民党“四元老”之一（其余三位是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宋先生说他每次来市里都到钱直向先生家里坐坐。我和宋先生分手时他叮嘱我，要我和他保持联系，他也会把我这个好心的小老乡介绍给钱先生。
大约几天之后，我忙完了手头的事情，按照宋先生留下的号码给钱直向先生打去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钱先生苍老而清晰的声音，我们约好下午见面，钱先生住在巴黎十三区中国城的一座高楼里。记得那是一个细雨迷蒙的下午，我赶到了钱直向先生家中。
当我见到钱先生时，很意外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钱先生精神矍铄，和蔼可亲，耳不聋、眼不花。我走进他的家门，看到屋子四周全是书柜，室内温馨雅致，古色古香。墙壁上挂有钱先生与中法几届最高领导人的合影。我当时就感到，老先生的身份可能极不寻常。
钱先生把我拉到身边，沏上龙井，拿出茅台。他说除了自己的家人，已经有30年不与外界交往了。宋先生来时，专门向他介绍了我这个热心的小老乡，钱先生非常高兴，所以想要见一见。
那天我和钱先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我和他成了忘年交，我也时常去他那里。我经常问他一些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比如李石曾、汪精卫、张道藩、钱三强以及张竞生、徐悲鸿、常玉和潘玉良等人在法国的过往旧事，艺品人品。
我最感兴趣的，是钱先生谈到潘玉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有关潘玉良的评述都有着太多的人为渲染，潘玉良的传奇一生，她的生活与艺术，与她同时代的人才更有资格论述评说。
当我提到潘玉良，钱先生的神情好像回到了过去。他说最初认识潘玉良是在河北老乡王守义开的餐馆里，王守义是早期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是潘玉良生活中极少的知心好友之一。
钱先生说王守义为人善良，做事厚道，他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留学法国，是他们的好友。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访问法国，王守义到机场迎接，两个人的亲热之情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后来邓颖超访问法国，几次与王守义见面，代邓小平问候好友。
王守义因为不擅长法语，所以在巴黎拉丁区开了一家中国餐馆，经常招待一些清贫的中国学生。钱先生那时在巴黎大学读书，因为有老乡的情分，他与王守义的交往比起其他人更近一层，因此也与潘玉良渐渐熟悉。
钱先生说潘玉良在巴黎的生活很艰难，她作画的颜料都是王守义资助的。潘玉良性格爽快，敢说敢为。她个子不高，留齐耳短发，喜欢喝酒，说话嗓门很大。钱先生说和她在一起，一般人不会把她当成女人，常常把她当成“哥们儿”一样看待。
潘玉良爱唱京戏，尤擅“黑头”（花脸），钱先生说她唱黑头不用假嗓，扮相也不用特意化妆，只要往台上一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窦尔敦。那时候留学生的生活都比较单调，也只有唱几出京戏，聊慰思乡之情。
钱先生说，那时候别看是玩票，大家的实力都很强。焦菊隐做导演，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公子在巴黎，时不时也来参加聚会。冼星海有时候来给同学们拉拉琴，他生活艰难，所以来的次数不是很多。钱先生说他原先有不少潘玉良送他的画作，后来因为搬家，都不知道散落到哪里了。人在困苦的时候生存都成问题，更顾不上画作的去处了。
钱先生说，几年前巴黎放映巩俐主演的电影《画魂》，他几十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为怀念老友，终于决定去看一次，回来后叹息了好几天。他说电影里巩俐演的根本就不是潘玉良，别的不说，就说一个长相太普通的女人生活中的遭遇，和一个漂亮女人生活中所走的道路，那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钱先生回忆说，他们那个时候也经常开玩笑，大家都说见过的中外女子里面，没有像潘玉良这么丑的。可是在接触的所有女人当中，能像潘玉良那样有艺术才华，又对艺术如此执着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我从钱先生的话语里，能感觉到他对朋友的深深怀念和对自己青年时光的无限回想。
据说潘玉良晚年非常思念家乡，因为“文革”回不了国，“文革”结束时，潘玉良已是风烛残年之身，不能再做长途旅行了。钱先生还说潘玉良晚年经常谈到死，或许是太思念家乡了吧。
关于这一点，我也曾听朱德群先生说起过。朱先生说潘玉良晚年只要见到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死之前你要来看我，我会很感激你的。”结果阴差阳错，在潘玉良去世时，朱先生正在外地办展览，未能见潘玉良最后一面。
潘玉良的墓地坐落在巴黎蒙帕纳斯墓园第七墓区。有一年清明时节，天朗气清。我踏着青苔与蔓草，拜谒了潘玉良在巴黎的墓地。
我先进东门，顺着大路一直往前走，行到底向左拐，就是第七墓园潘玉良墓所在地。从一片灰蒙蒙的墓冢望去，她的墓冢显得沉郁凝重，墓冢为黑色，大理石材料，墓碑上刻有中文“潘玉良艺术家之墓”，右下方还铭刻着“王守义之墓”。墓碑正中是中文，右方为简洁的法文字母，左方乃华丽的勋章图案。
潘玉良的一生，宛如一曲时代的绝唱，从序曲、主题、变奏一直到终曲，奏尽了人间的起伏跌宕、四季凄凉。潘玉良一生创作过六千余幅作品，获得过数十次国际大奖，她被认为是“将中西风格融为一体的一代绘画大家”。观潘玉良的作品，无论是凝练自然、风姿焕彩的油画，还是很少为人所见的大开大合、蓬勃激荡的雕塑作品，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会让人感觉到纯洁的意义。
西方人评价潘玉良，说她是“集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于一身”的艺术大家。其实，潘玉良的骨子里蕴含的，更多是中国古典的优雅与西方浪漫的精髓。你若看潘玉良的静物作品，构图之洒脱，设色之独特，都是绝无仅有的。最为地道的，是她看似温情的笔底深处娓娓道来的内心的强烈情感，就像是海啸爆发前，海水与清风那宁静的诉说一般。潘玉良的人物作品，金丝点彩，铁线勾描，着意夸张，无心粉饰，充满笔简意远、开阔寥朗的艺术大情怀。
潘玉良在巴黎创作的作品，何尝不是她人生历程的写照。你细细品味，慢慢读来，在惊艳之时不觉黯然神伤，她的作品无时不在向你诉说着“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孤寂情怀，与“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的思乡心境。
潘玉良的一生是不幸的，她出生在清末风雨如晦的时代，自幼被送入烟花柳巷，尝尽凌辱，成年后又漂泊四海，心知冷暖。在艺术上最初不晓春归何处，路在何方，她是一个孤独的旅者，天涯终老，无语凄凉，鬓染白霜，唏嘘自叹。
潘玉良又是幸运的，她一生得到潘赞化、刘海粟、王守义等人的慧眼识才与悉心爱护。她一路走来，梅花苦寒，丹青满纸，香飘艺苑，硕果累累。潘玉良无论在人生旅途里，还是在艺海生涯中，都是那一时代杰出女性的代表。即便在现在女性解放、个性张扬的年代，也再难出潘玉良了。
我站在潘玉良墓前久久沉思，这就是一位杰出艺术家和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华丽凄美，平凡朴素，都融入这厚重苍浑的石碑中了。几只燕子飞落进路边的树丛，燕语鸣唱，在寂静的墓园中传得很远，也把我飘飞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我转回身，找到墓园的办公地，要来一只木桶，打上满满一桶清水，将潘玉良的墓碑冲洗得干干净净，随后再把我带来的鲜花放在墓碑之上。此时夕阳西下，残阳似血，余晖洒落在墓地，清风拂润着鲜花。我离开这里时，回首遥望，潘玉良的墓冢是一片西洋墓当中唯一的汉家墓冢。
听人说，潘玉良临终前坚持要穿着旗袍入殓，想必她是太思念家乡了吧。据说潘玉良一生有两枚最钟爱的印章，一枚叫作“玉良铁线”，一枚叫作“总是玉关情”。每有得意之作时，她便使用第一枚印章；如果是思念家乡的作品，她便签上第二枚印章。
对于异乡人来说，漂泊的旅行何尝不是一种思念的表白，可能画家自知魂已断，不忍空留梦相随吧。我此时忆起李白的词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