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孟德斯
一百年前的法兰西。正义的一天——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公曝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
该举震撼了法兰西，也惊动了整个欧洲。许多年后，史学家甚至视之为现代舆论和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事件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过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然而，荒谬登场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怂恿，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国家尊严和军队荣誉高于一切，国家不能向一个“个人”低头。这个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响应，结果，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如此不义，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披露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权力，称之“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人权精神正经历恶梦。尤其《我控诉》一文，如重磅炸弹令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都卷入了争论，左拉更被裹至漩涡中心：一面是良知人士的声援；一面是军方、民族主义者的谩骂，甚至有暗杀恐吓。
左拉没有退缩，他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在左拉眼里，他这样做完全是履践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同胞的义务，再正常再应该不过了。
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总是为他的国家所误解。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左拉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结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左拉远去了，但这个英勇的“叛国者”形象，却像一颗尖利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这毕竟是有着反强权传统、签署过《人权宣言》的民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粒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是啊，不正是“个人正义”守护着“国家正义”吗？不正是“个体尊严”组建了“国家尊严”吗？国家唯一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作出的承诺与保障吗？假如连这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与荣誉可言？还有什么拥戴它的理由？
愈来愈多的民意开始倒戈，向曾背弃的一方聚集。在舆论压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法兰西历史上，这是国家首次向一个“个人”低下了它高傲的头颅。
德雷福斯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正像九泉之下的左拉曾高高预言的那样：法兰西将因自己的荣誉被拯救而感激那个人——那个率先控诉母邦的人。
作为一桩精神事件，德雷福斯案之所以影响至深、且像爱国课本一样被传颂，并不是因为它“蚍蜉撼大树”的奇迹，而在于它紧咬不舍的人权理念，在于它揭呈了现代文明的一个要义：生命正义高于国家利益；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任何蔑视、践踏个体尊严和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都是对法之精神的背叛、对生命的背叛。
可以说，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对“人”的理解和维护上，它矗起了一座里程碑。
国家是有尊严的，但尊严不是趾高气扬的“面子”，它要建立在维护个体尊严和保障个体权益的承诺上，要通过为公众服务的决心、能力和付诸来兑现，它不能预支，更不能摊派。权力会出错，领袖会出错，政府会出错，躲闪抵赖本来就可耻，而将错就错、封杀质疑就更为人不齿了，也丢尽了权力的颜面。
有无忏悔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