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六的早晨，在伦敦进地铁，我插入车票，闸门却没开，我就有些莫名的紧张，惯性思维让我都觉得自己可疑，面部有发烧倾向。匆忙向工作人员求助，还没来得及解释那票是真的，她就刷了个什么卡，告诉我可以进去了。
她没看我的票。一整天，我都靠工作人员刷卡，没有人拿过那张“一天通票”去查看真伪。而我，从开始的紧张，到后来会直接跟人说“我需要你的帮助”，然后大摇大摆进出。
后来听朋友说，这种车票“失灵”不少见，都是直接找工作人员帮着开闸门，或者跟着其他乘客进出。
西方社会信用体系给我的深刻感受是：它先天信任你，而非先天怀疑和时刻提防你。
以火车系统为例。与法国、瑞士等国家进出火车站无检验、上车购票全凭自觉相比，英国的火车公司相对审慎，尤其在高峰时段，进站或出站是有验票的。但若与中国“铁老大”层层查票甚至还要查看公民身份证相比，英国的火车公司就显得“傻憨”了些。
例如我买票时，不出示“打折卡”（需要花30英镑购买），而是递上打折后的钱数，工作人员会直接给票。偶尔问“你有卡吗”，也并不要求查看。如果我拿着打折卡的收据说卡丢了，对方就直接再给一张。
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我刚到米尔顿·凯恩斯的时候与议会的一次交道。我搬到租住公寓没多久，收到信件，是关于收取市政税的。信里面解释了市政税是什么，各个部门用它为市民提供什么服务，收取标准是怎么算出来的，例如警察部门的服务占几个百分点，等等。随信列出了一个季度中我需要缴纳的数额，约350英镑。
我注意到，计税开始时间与我实际搬入时间不符，于是给议会写了邮件说：由于各种原因，我其实延迟20天入住。次日收到回复：“那么你的税应减掉这些天的”，列出了减掉后的数额。随后，我研究收税小册子，发现其中还介绍了什么情形可打折，于是又写邮件问：我一个人居住，按你们的政策是不是可打25%的折？很快又收到肯定的回复。
两次邮件往来后，税额从350英镑更改为230多英镑。在这个过程中，都是我“单方说法”，没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我延迟入住以及一个人居住，我也没有被要求去证明。
经历多了这样的小事情，我难免会感慨需要随身携带证件的日子。
在国内，每当谈到社会信用体系，很多人会认为，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没达到要求，还不适合。也有人会开玩笑说，如果中国人都去了欧洲，估计乘火车就没有买票的了。
这里面，其实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问题。先信任，还是先被值得信任？
一个朋友离开英国，留下一张贴有她的照片的包月电影卡，可以无限次看电影。我直接用她的卡续费和看电影，工作人员从不看照片，拿过卡刷一下出张票就给我，还会微笑着说声“谢谢”。慢慢地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从不怀疑我的笑容，决定办张新卡贴上自己的照片。
信任本身是一种力量，信任让人心理放松和踏实，这也是舒适生活的基础之一。信任的力量，会让人视诚实、真实为一种自我要求——你相信我，我便有不辜负这信任的责任。
反之，在需要不断证明、不断被查验真伪的社会，本该是相互合作、服务与被服务等让生活更顺畅的环节，有时倒成了斗智斗勇的竞赛。既然你怀疑我是假的，那以假的让你当真，我便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