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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开后门”

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老一辈人都有深刻记忆。记忆这玩意很有意思,像一张褪色老照片,无聊时打开看看,常会引起不一样的感受。对于上岁数的人来说,计划经济不陌生,它与生俱来,我们刚一出生,就仿佛阴影一样紧密伴随。我们都用过粮票,用过布票,这票那票掰手指数不过来。当年有一种豆制品副票,编好号的,到日子发通知,某号可以买酱油,可以买鱼,买酒,为什么叫豆制品副票,而且全国各地统一称呼,没人能解释清楚。

习惯成为自然,成为应该,我这年龄段的城市人对计划经济谈不上太反感。一件事一旦成为习惯,即使身受其害,也会习惯性地接受,觉得这个理所当然。城市人习惯了粮票,享受了粮票,粮票成了城市人的标志和骄傲。吃商品粮成为一种既得利益,如今听上去怪怪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到了80年代,忽如一夜春风来,说着说着就改革开放了。很多人都认为是粉碎了四人帮的缘故,好像这四个贼人不除掉,就天无宁日,国家再也不会有希望。我印象中,其实“文革”中也有过改革苗头,譬如当年的“整顿”就很像回事。改革开放说白了是这两个字的翻版,“文革”后许多东西,“文革”中已经有过。记得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动不动还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然听说要开四届人大,要抓经济了,说经济再不抓就不行了。

学校里照例要上政治课,政治课上又总是要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对付着考试,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根本弄不明白,老师自己也不明白。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说不行就不行。那年头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运动永远不会完结,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还是得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不灵我们也不知道,就知道必须得抓。

当然,所有这些都属于桌面上的冠冕堂皇,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后期开后门。什么叫“开后门”呢?就是凡事都要通过关系,都要找熟人帮忙,找熟人的熟人关照。开后门成为时代特色,成为几乎公开的潜规则,应该说和“文革”有着密切关系。“文革”把经济给搞垮了,什么都要计划供应,掌握计划的人就有一种相对权力。商店里的小领导,菜场上卖鱼的卖肉的,生产队队长,各级革委会主任,手里只要有点小权,都有可能成为开后门的对象。今天的年经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女知青为了回城,为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会心甘情愿地被农村干部奸污。这样的丑恶当年显然不在少数,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只要发生,只要女事主告发,一律按强奸罪论处。

上世纪80年代,不正之风的开后门得到了有效控制,市场经济开始发挥作用,年轻人游戏规则悄然改变,首先是高考恢复,可以相对公平地在考场上搏杀。其次,这票那票作用逐渐减少,只要有钞票,想买什么都能买到。但是只要还存在计划经济,就会有漏洞,开后门的风气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印象中有几件小事总是难忘,一是彩色电视,一是安装家庭电话,一是换煤气灶。

先说彩电,80年代初期,彩电还不普及,很多人家都买12寸的黑白电视,那时候都觉得能有个黑白电视已不错了。很快,彩电成为家庭基本配置,立刻紧俏起来。一紧俏就要凭票供应,一凭票,难免开后门。当时已流行下海做生意,身边几个一起玩大的干部子弟,成天听他们吹牛,都是即将发财的样子,真正发财的也没几个,下大狱的倒不止一位。

有个哥们儿开了家贸易公司,打白条预售彩电,生意顿时火爆。因为他爹是做官的,也没人会怀疑,大家仍然延续过去开后门的思路,想办事,就要去找有门路的人。没想到出现了问题,钱收了,用了,彩电却交付不出。我始终没搞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反正这哥们儿从此一蹶不振,在牢里待了几年,一出来就跟我喊冤。

当时安装电话也很不容易,要级别,不是谁都能装,够了级别也要排队登记。记得我们家装电话,公家先请吃饭,为什么公家请客,因为是公款电话。终于到了安装日子,泡茶递烟,临走一人送一包香烟,结果电话安装好了,却迟迟不通。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得罪了小工头,按照行情应该送一条烟,一人给一包太小气。怎么办呢,再托人说好话,再请吃饭,吃完饭第二天,电话通了。

那年头的电话电力煤气,都是大爷,任何一名员工都可以牛得不行,投诉这个词似乎还没出现。我们家换煤气灶,新灶具活生生高出台面一公分,靠一根煤气管顶着,四面都悬空,锅放上去直晃荡。我提出异议,安装工人说就这样了,自己找点东西垫垫。好歹我做过几年工人,没见过这样干活的,可是也没办法,人家就这么横,只好再开后门给煤气公司熟人打电话求助,派了个人过来,很快弄妥帖了。

我女儿出生于80年代,习惯了市场经济,听到开后门这词,想像遇上点事就要找熟人,总觉得很奇怪,很荒唐,怎么跟她解释也不明白。不仅她觉得奇怪,想不明白,我们作为过来人,想起那段历史,也觉得太奇怪,太荒唐,也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