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老一辈人都有深刻记忆。记忆这玩意很有意思，像一张褪色老照片，无聊时打开看看，常会引起不一样的感受。对于上岁数的人来说，计划经济不陌生，它与生俱来，我们刚一出生，就仿佛阴影一样紧密伴随。我们都用过粮票，用过布票，这票那票掰手指数不过来。当年有一种豆制品副票，编好号的，到日子发通知，某号可以买酱油，可以买鱼，买酒，为什么叫豆制品副票，而且全国各地统一称呼，没人能解释清楚。
习惯成为自然，成为应该，我这年龄段的城市人对计划经济谈不上太反感。一件事一旦成为习惯，即使身受其害，也会习惯性地接受，觉得这个理所当然。城市人习惯了粮票，享受了粮票，粮票成了城市人的标志和骄傲。吃商品粮成为一种既得利益，如今听上去怪怪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到了80年代，忽如一夜春风来，说着说着就改革开放了。很多人都认为是粉碎了四人帮的缘故，好像这四个贼人不除掉，就天无宁日，国家再也不会有希望。我印象中，其实“文革”中也有过改革苗头，譬如当年的“整顿”就很像回事。改革开放说白了是这两个字的翻版，“文革”后许多东西，“文革”中已经有过。记得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动不动还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然听说要开四届人大，要抓经济了，说经济再不抓就不行了。
学校里照例要上政治课，政治课上又总是要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对付着考试，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根本弄不明白，老师自己也不明白。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说不行就不行。那年头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运动永远不会完结，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还是得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不灵我们也不知道，就知道必须得抓。
当然，所有这些都属于桌面上的冠冕堂皇，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后期开后门。什么叫“开后门”呢？就是凡事都要通过关系，都要找熟人帮忙，找熟人的熟人关照。开后门成为时代特色，成为几乎公开的潜规则，应该说和“文革”有着密切关系。“文革”把经济给搞垮了，什么都要计划供应，掌握计划的人就有一种相对权力。商店里的小领导，菜场上卖鱼的卖肉的，生产队队长，各级革委会主任，手里只要有点小权，都有可能成为开后门的对象。今天的年经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女知青为了回城，为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会心甘情愿地被农村干部奸污。这样的丑恶当年显然不在少数，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只要发生，只要女事主告发，一律按强奸罪论处。
上世纪80年代，不正之风的开后门得到了有效控制，市场经济开始发挥作用，年轻人游戏规则悄然改变，首先是高考恢复，可以相对公平地在考场上搏杀。其次，这票那票作用逐渐减少，只要有钞票，想买什么都能买到。但是只要还存在计划经济，就会有漏洞，开后门的风气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印象中有几件小事总是难忘，一是彩色电视，一是安装家庭电话，一是换煤气灶。
先说彩电，80年代初期，彩电还不普及，很多人家都买12寸的黑白电视，那时候都觉得能有个黑白电视已不错了。很快，彩电成为家庭基本配置，立刻紧俏起来。一紧俏就要凭票供应，一凭票，难免开后门。当时已流行下海做生意，身边几个一起玩大的干部子弟，成天听他们吹牛，都是即将发财的样子，真正发财的也没几个，下大狱的倒不止一位。
有个哥们儿开了家贸易公司，打白条预售彩电，生意顿时火爆。因为他爹是做官的，也没人会怀疑，大家仍然延续过去开后门的思路，想办事，就要去找有门路的人。没想到出现了问题，钱收了，用了，彩电却交付不出。我始终没搞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反正这哥们儿从此一蹶不振，在牢里待了几年，一出来就跟我喊冤。
当时安装电话也很不容易，要级别，不是谁都能装，够了级别也要排队登记。记得我们家装电话，公家先请吃饭，为什么公家请客，因为是公款电话。终于到了安装日子，泡茶递烟，临走一人送一包香烟，结果电话安装好了，却迟迟不通。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得罪了小工头，按照行情应该送一条烟，一人给一包太小气。怎么办呢，再托人说好话，再请吃饭，吃完饭第二天，电话通了。
那年头的电话电力煤气，都是大爷，任何一名员工都可以牛得不行，投诉这个词似乎还没出现。我们家换煤气灶，新灶具活生生高出台面一公分，靠一根煤气管顶着，四面都悬空，锅放上去直晃荡。我提出异议，安装工人说就这样了，自己找点东西垫垫。好歹我做过几年工人，没见过这样干活的，可是也没办法，人家就这么横，只好再开后门给煤气公司熟人打电话求助，派了个人过来，很快弄妥帖了。
我女儿出生于80年代，习惯了市场经济，听到开后门这词，想像遇上点事就要找熟人，总觉得很奇怪，很荒唐，怎么跟她解释也不明白。不仅她觉得奇怪，想不明白，我们作为过来人，想起那段历史，也觉得太奇怪，太荒唐，也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