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教师郝旭东倒在了血泊中，杀他的是一个16岁的高一男生。
事先，这个学生花65元买了3把刀带到学校，他还写下了300余字的“死亡笔记”，其中有这样的话：“我就是一个坏学生……我恨老师，更恨学校、恨社会……我要发泄，我要报复，我的人生毁在老师手上，我要杀老师。”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惊呆了！为什么一个16岁的花季少年，对老师、对学校有那么大的仇恨！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全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只想追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
教育的终极目的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有一颗善良的、充满爱的心，当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人说得特别好。这个人并不是以教育家著称的。他写了一篇文章《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里的几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儿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谓“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说，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个体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充分发展，不是为了做“工具”。说这话的人叫潘光旦，很多人大概知道这个人是个社会学家，但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250年前法国教育家卢梭就明确说：“大自然希望孩子在以前像个孩子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
以上这些论述的共同点就是强调，在人的教育上，必须符合“天道”，让人符合天性地成长。
前两年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赢在起跑线上”。有一个6岁的孩子，写了两本书，当时几十家电视台在宣传他。上海电视台主持人谷永立来找我，我把两本书看了一下，真是吓了一大跳。这哪里是神童，这完全是在培养扭曲的人！在做节目时，我读了几段他的日记：
今天做节目的有很多是中国名人，许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
我吃饭都是人家送上门来请我吃，谁都想巴结我。
本来我的校服还蛮干净的，没想到拿到洗衣房里去洗，越洗越脏。我看那些洗衣服的人是不想干活了，也不想要工资了。
整本日记不满两万字，但充满了嫉妒、仇恨、霸道……这哪里是教育，完全是的毒害一个孩子！更可怕的是，全国各地还请他做报告，媒体不断炒作。后来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急于定输赢》。
如今的教育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就是不考虑怎么育“人”，不考虑人性格的完善，不考虑人的成长规律，不考虑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丢了，“人”不见了。
失去独立思考能力
我参加过高考命题，也担任过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阅卷前，我们中心组的五个高考阅卷组负责人总要把卷子做一遍，几乎没有一道主观题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们的答案竟奇迹般的完全一样，但打开命题人的标准答案一看，全错了。如果说连我们的答案都不对，又怎么要求学生呢？
举个例子，上海考区某年出了这样一道题。
请阅读下面这首诗，回答问题：
送春朱弁
风烟节物眼中稀，三月人犹恋褚衣。结就客愁云片断，唤回乡梦雨霏微。小桃山下花初见，弱柳沙头絮未飞。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
问：这首诗通过什么和什么（用诗中的句子）写出了春天的什么？
标准答案竟是：通过“花初见”和“絮未飞”写出了春天的“短暂”。
试问：花刚刚开，柳絮还未飞，你怎么就知道春天短暂？
其实这首诗，并非写春天的短暂，而是在写作者思乡——春天刚到就回去了，所以后面写道：“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这是羡春，是思乡！不是在写春天之短暂！
如今的教育就是通过高考这个指挥棒，训练学生迎合出题人的意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美国当代教育家库姆斯说：“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教育正是如此。
我们的学生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无止境的题海中，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被剥夺了，生活乐趣被剥夺了，独立的人格没有了，不会思考，只会人云亦云。
教学好像流水线
教学好像车间中的流水线，每一位不同学科的教师几乎都在干同一件事——锻铸、雕琢符合“标准”的零件。
如今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为了应付考试，几乎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习题。讲语法、讲用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独缺少真正的读书与学习，更缺乏探求真理的兴趣与愿望。
江苏的王栋生老师收集了用同样一句话作开头的套文：那句话是“屈原向我们走来”。
2004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山的沉稳，水的灵动”，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的爱国之情，像山一样沉稳……他的文思，像水一样灵动。”
2005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凤头、猪肚、豹尾与人生的关系”，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帝高阳之苗裔，他的出生，正是这样一种凤头……当他举身跳入汨罗江时，他画出了人生的豹尾……”
2006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人与路”，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2007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怀想天空”，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仰望着楚国的天空……”
2008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好奇心”，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那是为什么？我感到好奇……”
我们再看一看法国2008年的考题：
文学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想桎梏的解脱？
2。艺术品是否与其他物品一样属于现实？
3。解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关“责任”的论述。
理科学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欲望是否可以在现实中得到满足？
2。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较有什么意义？
3。解释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有关“正义”的论述。
经济社会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人们是否可以摆脱成见？
2。我们可以从劳动中获取什么？
3。解释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有关“德行”的论述。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作文题：
想象你是某两个著名人物的后代，谁是你的父母呢？他们将什么样的素质传给了你？
新加坡高考作文题：
科学提倡怀疑精神，宗教信仰镇压怀疑精神，你对此认可多少？
对比一下，我们真是惭愧！这样的题目，没有读过许多书，没有独立的见解，是无论如何回答不出来的。
冠以科学的名义
在教育界，几乎年年有新的举措、新的理论，很多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来折腾。一会儿一期课改，一会儿二期课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来三期课改了。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写过一本小册子《人是机器》，他在里面说：“事实上，所有别的注释家们直到现在只是把真理愈搞愈糊涂而已。”“人们只是由于滥用名词，才自以为说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在说一些不同的词或用不同的声音，并没有给这些词或声音任何真实的观念或区别。”
依我之见，这20多年来几乎所有专家的理论其实也并没有为教育理论增加什么新东西，反而把问题越搞越糊涂，使其离真理更远。
下面我想特别针对几个当今基础教育界流行的“科学”的观点剖析一下。
1。关于减负问题。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震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按照一票否决制，不能评级。教育是复杂的事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一方面教师不得不减少课时，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这种政策是在号召大家做双面人，讲一套、做一套。
2。关于死记硬背问题。
打人文底子，是一定要背要记的，死记硬背可以内化为人文素养。语文学习的规律是“死去活来，先死后活”。
为了提高人文素养，学生一定要阅读、背诵一些中国古代的诗文。我教学40年，深知拼命做习题与提高语文水平无关；而大量地阅读、背诵，大量地积累，语文水平自然提高了。韩愈云：“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
3。关于传承与创新问题。
我认为不要在中小学过分提倡创新，并不是说不要保护孩子们的灵性。恰恰相反，一些人打着科学的旗号，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他们提出，对于学生的思想要正确引导，提倡写文章一定要有思想性。
有个小学生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我看见后面一个孙中山像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儿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就回家了。
你看，多么有灵气！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
过度强调科学主义的结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学的名义，把人的力量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毫无敬畏感。
教学活动的技术化
过分提倡科学主义的结果必然造成一切教学活动技术化、规范化，教学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要量化。上课有固定的模式：复习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有没有批红，红的有多少。
教学上的科学化与技术化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导，一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目的只有一个，试图找到“举一反三”的好办法。
1889年美国教育心理学之父詹姆斯说过：“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专家都想把科学实验室里的东西拿到课堂里来试验。”他认为这不行，因为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所以要将科学原理转为教学经验“需要居间的力量”。“居间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将理论融会贯通地用到实践中去，这个人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能力。他批评当时的美国教育界有一种“科学化的冲动”，他说：“科学的冲动只会给教学带来混乱。”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你可以大致设定一个教学目标和计划，但课堂上学生会随心所欲地提出各类问题，而这些问题你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全部预测到的，怎么才能做到科学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学中的智慧与艺术，依靠你的学识来处理这些问题。
就这样，朝气蓬勃的少年成了俯首帖耳、谨小慎微、唯答案是从的学习的奴隶。就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养成了一种双重人格，他们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当校长、老师大呼“素质教育”的时候，他们知道实际上要的是分数；当学校教育他们为人要忠诚讲诚信时，他们知道为人需乖巧，要找关系……杜威说：“我们在学校里课堂上进行‘关于道德的教育’，而整个社会整个成人阶层，对他们进行的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前者在后者面前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