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本世纪最被中国人崇拜的词语。重庆的地图每3个月要更新一版；5年没回家的义乌商人要花钱请人带路；北京的你，分不清中国的第一高楼，是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还是广州的珠江新城西塔。
变异的城市在关于发展的梦想中扑面而来。站立在城市的中心点，如同鸟巢或方糖的奇怪建筑、挤满全球化人类的麦当劳、香奈尔与海尔电器一起摆放的玻璃橱窗，旋转着向你袭击而来——在这被创新、虚荣、财富、梦想推动的都市的信息长河中，我们随之不断向前移动，最后一阵眩晕。在总是挤不进的地铁前、在CBD写字楼下卖叉烧饭的快餐店，人潮汹涌如江河决堤。你浮沉其中并偶然发问：日新月异真的是一个褒义词？
创新性破坏
根据商业社会的逻辑，人类的创造需要破坏——摩托罗拉CEO爱德华·詹德海说“我每天都在寻找破坏摩托罗拉的方式”；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创造性地破坏，就是要把自己原来的成功与平衡破坏掉”。写过《创新者的窘境》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一直试图发现“世界运作的方式”，最后发现成功是最糟糕的教师，直接提出在商业社会生存的“创新性破坏”理论：“成长的关键，在于成为破坏者，而不是被破坏者。”
如果一切都可以贴上标签明价出售，商业社会的这种逻辑或许可以直接用于一个城市或一个社会。但在浮躁的上行社会，这种“创新性破坏”同时呈现的还有它的破坏力。
有美国学者曾经投书新华社，认为“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为什么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广东小城市江门想建生态城，好心的评论说，好处是不会重蹈“以创新的名义破坏环境，以发展的借口牺牲生态”的覆辙；刻薄的评论说，科学城、金融城、生态城恐怕都是跟风式的流行口号，全都是以发展的名义去兜风。
2007年的广东高考地理状元廖丽嘉用“无所适从”来形容曾经经历过的高考。每年高考都有新花样——3+大综合、3+小综合、3+X、3+X+1再到3+X+2；从原始分到标准分，再从标准分改为原始分。如果年轻人将高考看成改变命运的途径，那么这种命运的考试方式就近乎儿戏。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许敖敖说话比较坦白：“高考科目5年变4次，这种让学校、老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的做法，也叫‘改革创新’？”
广东佛山一个村的医院开通网上医疗服务，通过信息化联网，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医疗服务。但批评家对此并不领情，认为这投资巨大的事儿除去“全国首创”的名头外，对不上网的农民似乎没有帮助。好心未必办好事，有时是一种浪费——新的《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发布时，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医药公司必须大规模地更换药品包装。当时重庆最大药品生产厂家之一，陪都药业在换装中投资大约是80万元，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还有心思为同行算一笔账：重庆药品生产厂家近1000家，每家20个品种，每个品种用10000元计算，“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如果说科技应该时刻创新，法规该不该朝令夕改？在创意可以变现的商业社会，随“创新性破坏”而来的，可能是“破坏性创新”——一位叫黄文学的评论者写过文章《伪创新为何一路高歌》，认为创新的压力十面埋伏：全球气候变暖、人口急剧膨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激烈、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压力等等，让创新对民族生存、国家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但他认为，在这个“创新”在报刊、文件、讲话中出现的频率极高的社会，打着创新招牌的“伪创新行为”并不少见——例如换个新说法和新名词的制度创新、换个颜色和包装的药物创新、换个洋名称的食品创新、贴上高科技术语标签的技术创新。形式主义、浮躁逐利、漠视科学都会纵容伪创新，然后，伪创新带来了负价值。
建设性破坏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天池蓝而清澈，杜鹃花从池畔蔓延开去，周边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草地。后来《无极》剧组来了，给天池留下了纪念品——酒瓶、塑料袋、雨衣和垃圾，还有一百多个桩、一座将天池劈成两半的破败木桥。结果是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站出来批评，同时受到批评的还有过度人工化、城市化，乱占地建房、毁坏自然遗产等在小城镇和风景区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人民日报》上的政论告诉我们，这叫“建设性破坏”。这种破坏，让雁荡山溪流干涸，让昆明滇池水质恶化，让襄阳的千年古城墙被夷为平地。
你也不得不忍受城市突然出现的这些东西：某张耗资过亿的城市名片、某个为了赞助费用的地产节、某个毫无意义的大桥长度、某个做广告用的巨型雕塑，然后，你无能为力地看着城市失去某个充满人情味的老城区，某座墙壁有着涂鸦的旧骑楼、某个周六用来表演粤剧的小广场。你犹如生活在电影《死亡诗社》当中，百年老校的校训是：“tradition，honor，discipline，excellence”（传统、荣誉、纪律、优秀），年少气盛的孩子们却要将之改成“travesty，horror，decadence，excrement”（嘲弄、恐怖、颓废、排泄）——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某顾问说，城市化会引发紧张性头痛。但更大的问题是，紧张兮兮的中国城市，正沿急功近利的发展公式变得千篇一律，失去味道。
即使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存在“建设性破坏”：有人说80后的选择带来了商业化和草根化，而抛弃了文化的深度；有人说网民发明了论坛、人肉搜索引擎，也发明了价值混乱的时代。有着社会进步需要保守下来世界观的作家阿城，通过“艳照门”事件发现了“百无禁忌是可怕的”。有人开始追忆上世纪80年代，有人发现中产阶级对社会的需求其实是保守稳定。
社会急躁让保守主义存在生存空间。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香港《明报》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改革。最喜爱的史书是《资治通鉴》的金庸希望制度化，但又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引起《明报》内部的大动荡。于是他选择了保守主义：“改革要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进步太慢，还是胜于急躁而酿成了重大错误。与其失足，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试一试，不对就立即缩回。”
创新和发展不应该被反对。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变来变去，不叫创新；没有方向，不叫进步；只破不立，不叫发展。在浮躁社会，标志性建筑的阴影掩盖了城中村的杂乱，电视明星于丹创新了《论语》的解释，房地产商每天都在电视广告里教育你新的居住概念——这甚至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在用创新的名义伪创新，用发展的名义搞破坏？禅宗大师说“平常心是道”，但人人都被不进则退的生活逻辑逼得失去了耐性。高速前进的社会学，需要的是玄幻感而不是平常心，50年的未来实在太远，5分钟的奇迹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