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告诉一个日本人，让他把碗洗6遍，他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这样做。而一个中国人可能只洗5遍，甚至洗3遍。
这种说法，实质上折射出的是：日本具有落实的文化，而中国缺少这种文化。
当所有的组织成员在头脑中确立了落实的观念，对组织的任何一项制度、措施，都能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并且形成一种落实的习惯时，落实也就成了一种文化。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一个缺少落实文化氛围的国度。对此，胡适先生早有洞察。在上个世纪初，胡适先生还为此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差不多先生传》。文章写道：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上，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得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却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道：“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
他说：“是陕西。”
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个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结果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是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8时30分开，同8时32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很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一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大夫。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汪大夫，却把西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到：“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吧。”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这句格言，方才绝气。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后来，他的声名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行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
历史的车轮虽然已经走进了21世纪，但胡适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差不多先生”，还依然有着旺盛的“活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