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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值多少钱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在浙江省淳安县当县长。他本着儒家教条主义的精神,一丝不苟地照章办事,把招待上级领导和同僚过客的费用,压缩到合乎文件规定的水平上。

海瑞上任前,淳安每年向老百姓征收12950两银子,这笔钱主要用作本县的招待费,还要分摊上级政府的招待费。海瑞上任后,经过大力整顿,削减了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开支,拒付上级政府摊派的费用,淳安每年向百姓征收的银子下降到925两,相当于原征收额的7%。

仅此一项,海瑞每年为当地群众减轻不合理负担12025两银子。以粮价折算,约等于325万元人民币。

海瑞认为,这还不够理想,在理想状态下,只收92。5两就够了。那么,超过这个数字的部分,即12950-92。5=12857。5两银子/年,均属不合理负担。

由此可见,海瑞这位大清官的价值,至少是325万元人民币/年。“至少”的意思是:第一,海瑞可能继续前进,把剩下的925两再减至92。5两,每年再为淳安人民减轻832。5两银子的不合理负担。于是,他本人对于淳安人民的价值,也将从325万元人民币提高到347。5万元。第二,这里没有计入的其他价值,譬如榜样力量的价值,譬如节省陪客时间和催征时间,集中精力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等等。

如果更准确地表达上述意思,应该说: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淳安这块地方,海瑞这种级别的清官,对当地百姓的直接经济价值为:+325万元人民币/年。

加“+”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对官僚集团来说,海瑞的价值恰好是上述数值的负数。百姓的节余正是他们的亏损。

举例来说,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重要官员路过淳安,接待费大概要用二三十两银子,以粮价折算,在六七千元人民币上下。而按照海瑞死抠的政策,即使省级领导驾到,招待费也不过七八钱银子,折合200元人民币左右。海瑞替百姓省下的6000多元,正是那位过路官员损失的数目。

海瑞出任淳安知县之前,淳安县每丁的平均负担是3。5两银子/年,海瑞将此负担,减到了0。25两银子/年。邻县建德县的往来官员更多,因此百姓负担更重,每丁的负担是9两银子/年。同比计算,如果海瑞到建德县当官,他对当地百姓的价值,比在淳安要高很多,因为那里更严重地偏离了正式规定,更多地增加了百姓的额外负担。

如何从上述数字中,概括出一般性的公式呢?

清官的直接经济价值,取决于偏离正式规定所搜刮的财富的价值。例如淳安过去实收的12950两,减去理想状态下的92。5两,等于12857。5两银子/年。当然还要打个折扣。清官的强度是有差别的,海瑞如此强悍,也未能把多收的每年12857。5两银子(347。5万元人民币)全部减掉,他减去了12025两(325万元人民币),纠偏强度达到93。5%。

总之,违规搜刮越重,清官的价值越大;纠偏强度越高,清官价值越高。清官的价值=偏离正式规定搜刮的价值×清官的纠偏强度。这就是清官价值的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可以计算清官的年度价值,也可以计算其在整个任期内的价值,还可以计算清官一生的价值。如果这位清官创造出一种纠偏的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纠偏,甚至永久预防偏离,那么,只要这个制度还管用,这位清官的价值,就会年复一年地累计下去。不过,贡献如此巨大的人,为后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与其称之为清官,不如称之为英雄或圣人。

算出了清官的价值,就可以预测平民百姓热爱清官的程度,也可以预测贪官污吏厌恶清官的程度。

仍以海瑞为例。当他在省部级领导的岗位上重犯教条主义老毛病的时候,不过一年,就让“百司惴恐,多患苦之”,引发了官僚集团的大规模攻击和嘲笑,使他感觉到“窝蜂难犯”。

次年,海瑞死在任上,百姓的反应是“小民罢市”。灵柩经水道还乡,人们穿着白色衣冠夹岸送行,酹酒痛哭,“百里不绝”。

抄录《明史·海瑞列传》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也受到先民感染,为古人一哭,为小民深知清官的价值却无从购买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