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中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在蔓延。
“小机场！”在哥本哈根转机时，刚出机舱，就听到后面的中国人这样对同伴说。他们是机场里少有的几个中国人，也是我在10个小时的疲惫飞行中听到的最亲切的话语。这的确是个小机场。尽管一些宣传资料都说，哥本哈根机场是欧洲最大的中转机场之一，是欧洲三大机场，但是，这个所谓的欧洲大机场，充其量也就是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机场般大小。狭长的过道、稀少的人群，有时候甚至让你觉得，这只是到了小镇。幸好偌大的中转大厅让我找到了一些大机场的感觉。
在卑尔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情怀更加强烈。该怎样来形容这个挪威的第二大城市呢？我想了几个带有强烈个人感官主义色彩的形容句。第一，这是一个步行25分钟就可以看穿的“大城市”；我和其他几个中国记者就在市中心的喷泉广场下车，然后用了两三个小时逛遍了全城的著名景点和商场，然后赶往会场。我们完成的动作包括：购物，而且是好几包；照相和合影，而且是有景点必照，数以百张之多，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陋习”。
第二，这是一个让你和你的同伴永远不会走失的“大城市”。我们当然被各种细节所吸引，但是，无论我们如何不顾及同伴，或许在购物之余抬头担心走丢而准备找同伴时，同伴保证在几分钟之内就出现了。确切地说，是大家又撞见了，因为城市实在太小了。
第三，这是一个让你想起千百次中国某个精致小镇的“大城市”。我们无数次惊叹和失望，宣传资料里所描述的知名度与事实存在巨大反差。比如，这里的鱼市全欧洲著名，但是，到了后才发现，那几乎可以用路边摊来形容。对于我这个来自浙江义乌的人来说，我可以“很负责地说”，这个欧洲著名的小鱼市就相当于义乌1984年最早起家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而现在，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经到“第七代”了吧。于是，我暗暗窃喜，终于可以说“中国比欧洲领先25年了”。
我还有一些更个人主义色彩的词，比如，太小了、街道太窄了、房屋太旧了，等等。我们的理性在不断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时政记者，理应用更深入、更客观和有比较性的视野去审视这个“欧洲著名的大城市”，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那种中国人特有的物质气、庸俗感、感官性会不时地冲击着我，让我有一种不得不说，而且不加思考地、平铺直叙地、不加修饰地去述说的冲动。
这种自我心态的膨胀到了极点，等回到了住处就可以发酵出“物极必反”的效应了。我在想，为什么中国人在欧洲总是会有这么多“大国沙文主义”的感觉呢？什么叫“大国沙文主义”？百度上是这样说的：一般都是对自己所在的国家、团体、民族、组织感到过分的骄傲，因此看不起其他的国家、民族和团体，是一种有极端偏见的情绪。
过去，我听到别人有这种感觉时，还在批判。现在，我自己有了这种感觉，等到反思时就更加无地自容了。于是，在步行、望窗外、洗澡、方便、睡前思考之余，我总结了几点。即中国人出国，容易有三种“比较心态”。一是喜欢比国家的状况，而不是比个人境遇。人们总是会想，中国怎样怎样，而这个国家又只是如何如何，而不是去想着，自己怎样，而人家全民可能都很富裕。
二是喜欢比硬件，而不是比软件。中国人一到国外城市，就会去看这个城市有没有高楼大厦，房屋新旧程度如何，购物场所是否繁华，却很少去注意这个城市的人文气息、社会秩序，等等。
三是喜欢比表面的东西，而不是比精神状态。比如，我们常常只看到人们的衣着、街道破旧、死气沉沉、不热闹，而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惬意、幸福指数高。
我想，这样的比较是非常容易让中国人陷入大国沙文主义的。当然，我相信，这是有原因的。原因主要也是三点：一是中国人一般出国旅游都是走马观花，怎么可能去注意人家的人文气息呢？二是中国人过去30年，已经被“经济主义”的国家发展路径和舆论宣传导向“内化”得一塌糊涂，去一个地方，当然会自然而然去比一些硬件和肉眼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去思考文化、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东西。第三，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人出国机会少，不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见识不多。当然，我也绝没有否定中国是大国之意。我在许多次外出讲课时都曾开玩笑地说过，在国外，中国精英在那里一站，无论你说不说话，就是一个大国。比如，2008年底在美国，我参加的东亚与太平洋组有一次向赖斯提问的机会，十国记者要商量一个问题，所有人几乎都在顾忌着我的考虑。现在也是，在一个气候变暖的会上，挪威能源部副部长的助理早早地就在会场上等我们，然后单独把我们拉到一边，向我们解释这次会议的背景和个中原因等，然后上来就说“你们知道，我们挪威是小国”。而在挪威总理的发布会上，我和我的同行抢到了“五个提问机会中的两个”，会后挪威总理的秘书就塞了张字条过来说：“我被你们中国媒体的热情彻底感动了。”难道是“小国总理”因“大国记者”连续提问而受宠若惊吗？很有意思的话题。
不过，我还是觉得，中国大国的世界影响力是有限的，也是复杂的。我的忘年交张维为先生曾在行遍百国之后用“出租车、贫民窟、闲人、书店、排队、军人”来做百国的比较。我也不想用理论来解释，而想多说一些身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