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语惊四座：“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大学精神的丧失”。
中国大学精神的源头，是以传统文化中的“士志于道”、“明道济世”为根本的。“道”的概念指两个方面，一是“天道”，也就是自然规律；二是“人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准则。也就是说，一个做学问的人，其基本准则就是追求真理，依据事实来说话。然而，在我们一些大学里，无论学者还是学生，很多人都是追求利益，谁给我利益我就做，不能给我利益就什么都不做，甚至为了利益而违背一些基本的准则。只要给钱了，对评职称有利，能够拿到学位，就什么都不顾了，这种现象已经渗透到大学的方方面面。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管理体制的问题。
中国大学缺乏应有的独立自主，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活动，工程、项目、课题的经费都来自于政府。在这样一个机制下，如果某个学生对一个科学现象感兴趣，他想钻研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拿不到经费无法立项，而这个立项是有权力的人才说了算，那么很有可能改变他的想法。于是导致一些人只要拿到经费，做什么都无所谓。
现在的大学，只要跟政府打交道，就可以获得资源而不用愁经费，也就丧失了了解社会需要的动力。结果学生的培养过程跟社会是脱节的，导致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我看到很多人的简历，列举了一大串课题，几十项，甚至上百项，但是却没有出一个经得起时间和社会检验的产品，也没有几个课题能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我认为，北大优秀教师孟二冬的“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精神，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思考方向。然而，我们现在的大学管理制度不利于普通教师践行这种精神。
只要制度建立起来，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近日，教育部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若干意见，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意见》虽然有这一条，但显然没有重视，把它和其他并不重要的29条并列，还放在了后面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其次，哪些该由政府来做，哪些该由学校来做，哪些该由教师和学生来做，这些职责没有明确，也就是没法落实，局面也难改变。另外，我们还是用行政方式管理大学，没有走上依法办学、自主发展的路。
日本曾想通过政府的扶持，使自己国家的大学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结果并不理想。于是，在2004年，日本对其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进行法人化治理，政府与学校划清关系，强制独立，才使那些大学闯向了世界。
我认为，中国的大学也应该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