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最急中生智的一刻，可能是6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那天我又在邻居杨丽丽家看了一晚上电视。先是杨丽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是她妹妹杨萍萍上床睡觉去了，再后来杨爸爸、杨妈妈、杨奶奶全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只有我，6岁的邻居小朋友，还死皮赖脸地坐在他们家客厅的小板凳上，在黑暗中看着一闪一闪的屏幕，目不转睛地看完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电视都困了，深夜的屏幕上猝不及防地打出四个大字：谢谢收看。
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回家去了，一边钻进被窝一边意犹未尽地回味着电视屏幕上的一切。这时候爸爸问我：“你在杨丽丽家都看了什么电视啊？”我思绪翻滚，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些什么，于是脑子里灵光一闪，郑重地告诉爸爸：“谢谢收看。”
之后就是我的初中时代，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苍老的时期。那时候，为了传说中金灿灿的未来，我学会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变态哲学，这一哲学最重大的表现就是不看电视。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啪，开始看书做习题。啪啪啪，做完了一切习题之后心满意足地睡去。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房间里《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笑傲江湖》《六个梦》等经典电视剧却在如泣如诉地上演。
上大学以后住宿舍，听电视都不可能了。其间电视上发生了些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每年寒暑假回去，要是不小心看到武打剧里一个高人一掌把一座大山给劈了个窟窿，我就接近崩溃了。什么啊，不就是个“武林至尊”的地位吗，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电视剧，这么多演员，还没分出高下啊。
到2000年年末，在纽约一个小公寓里再打开电视时，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不爱看电视了。外国的电视剧和中国的一样不好看。美剧分为午间的和晚间的两类。午间的就是美式琼瑶剧——总有一个男青年的爸爸不是他亲爸爸，总有一个女青年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总有一个好人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总有一个坏人最后变成好人。晚间的电视剧就是美式武打剧——破案。当然了，美式破案剧比中式武打剧还是稍微人道一点，基本上没有考验神经的“号啕”片段。中国的电视剧，无论武打剧、家庭剧、破案剧、历史剧，都有阵发性号啕防不胜防地出现，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大珠小珠落玉盘”。不过，美剧在这方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式破案剧里，基本上人人都胸有成竹、面无表情、语气冰冷，那些办案人员似乎人人都见识过大世面，看到一具惨死的尸体，就像看到一块石头一样无动于衷。
让我恢复对电视爱好的，是发现了各类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我之所以喜爱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是因为其中的对话特别聪明，那小机智、小幽默，那线路，那速度，那弧旋，那扣杀，比乒乓球决赛还好看。
到了英国之后，我惊恐地发现，英国人的电视节目里几乎没有情景喜剧和脱口秀。而英国的电视剧真不好看，既没有中国式波澜壮阔的号啕，也没有美国式胸有成竹的紧凑。他们也有一两个类似脱口秀的节目，一群喜剧演员聚在一起损政治家、电影明星、体育明星。那些残酷的笑话，明显卖弄的成分超过了娱乐的成分，所以我不爱看。如果说美式幽默是帮观众抓痒，英式幽默则如一把匕首飞过来，躲得过算你命大，躲不过算你倒霉。
英国的电视节目相对好看的是纪录片和时政新闻，比如Panorama。就是通过这个纪录片系列，我了解到日本的贫困阶层有多穷，苏丹的近况，联合国的腐败……时政新闻的好看之处在于，任何一个问题，主持人都会请正反两方表达意见，但是英国的国内政治，大多是鸡毛蒜皮的争执，正方反方似乎都是无聊方。
出国时间长，对国内与时俱进的电视业发展已经无法追踪了。每年回家，发现号啕的还在号啕，劈大山的还在劈大山。韩剧仍然是女主角在第8集打了一个喷嚏，到了第80集才抽出纸巾来。
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堆家里没有电视的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有文化。他们很清高，而电视则是很低俗的东西，为了避免被低俗文化污染，他们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电视。对此我很困惑：一、他们家来客人又没话说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都往哪里投放呢？二、在他们怀疑人生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更倒霉的人，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呢？三、如果他们家里有孩子，他们怎样让正在哭闹的、满地打滚的小朋友迅速恢复安静呢？啊，小朋友多么热爱看电视，至少有一个小朋友曾经如此。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仰望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坚持把所有的电视节目看了个底朝天，看到“谢谢收看”为止。她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是当时，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的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
（如花摘自上海三联书店《送你一颗子弹》一书，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