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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正义的成本核算

潘金莲与西门庆在王婆的策划下杀死武大郎后,最大的威胁,是武松。所以,善后工作的关键是,要使武松回来后相信武大郎是病死的,即使怀疑,也查不出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事情做得不知不觉,瞒住所有人。

而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此前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通奸一事在紫石街已是传得沸沸扬扬,武大郎捉奸被西门庆踢伤也是人人皆知。如果此时武大郎蹊跷死了,根本无法控制别人往谋杀上去联想。既然不能瞒住所有人,那就换一个思路:封住所有人的口。其实,王婆在给潘金莲和西门庆出这个杀人的主意时,她的前提就是对封住所有人的口有信心。

要知道,王婆是一个深通人性并特别善加利用的人。这在前面她算计西门庆、套牢潘金莲时我们就已经见识了。

果然,在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后,第二天早晨,虽然邻舍坊厢来吊问时,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却不但不敢质疑潘金莲,反而都装糊涂,用人情话安慰潘金莲,然后——各自散了!这一切都在王婆的意料之中。但她还担心一个人,那就是阳谷县殡葬协会的会长——团头何九叔。

因为何九叔是入殓师,承担着相当于今天法医的职责,他要对一个非正常死亡的人出具相关证明,并为此负责——至少,武松回来,一定会找到他了解情况。这种责任会让他不得不较真。这正是王婆担心的。

但是,西门庆不担心,他只用十两银子就搞定了何九叔。其实,何九叔不是贪十两银子,他是怕西门庆。西门庆只是用这十两银子暗示何九叔:这事是我的事。你要是不明白这个事,你就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

为什么何九叔那么怕西门庆呢?两个原因:西门庆是个刁徒,西门庆把持着官府。

在封建社会,普通百姓最怕的就是两种人:流氓和贪官。

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碰到的不就是流氓张驴儿和贪官桃杌吗?不就是这两种人把窦娥送上了断头台吗?读《水浒传》,常常让人联想到元杂剧。二者产生于相近的时代,同一个社会。

何九叔一验尸就断定:武大郎定是中毒身亡。何九叔大叫一声,往后便倒。王婆便道:“这是中了恶,快将水来!”喷了两口,何九叔渐渐地动转,有些苏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会。”

在家里,他悄悄告诉老婆:“武大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做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武大有个兄弟,便是前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于是,急中生智,假装中邪,昏迷过去。老婆便道:“如今这事有甚难处。只使火家自去殓了,就问他几时出丧。你到临时,只做去送丧,张人错眼,拿了两块骨头,和这十两银子收着,便是个老大证见。他若回来不问时,便罢。却不留了西门庆面皮,做一碗饭却不好?”

可怜的武大郎,他的性命就做了何九叔夫妻的一碗饭了!

当人们主持正义却要冒砸了饭碗的风险时,人们往往选择饭碗而丢弃正义。对利害的考虑总是压过是非的判断,这是一般人性。

像何九叔这样的普通小民,心中是有是非、有良知的,但是,假如他们得不到保护,独自主持正义的成本太高,高到他们无法承受,他们只能选择沉默,并且,在沉默中成为罪行和恶人的同谋。

在非公民社会,大多数情况下,普通的芸芸众生既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更不具备保护他人、维护正义的能力。邪恶肆虐之时,普通人就是鲁迅先生所沉痛揭示的两种人:被糟践的示众材料和沉默不语的看客。

何九叔明明知道武大郎是被毒死的,但是,他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做沉默的看客。

假如没有武松,或武松永不回来,或回来后不去威逼他说出实情,他就会永远沉默,让无辜者冤沉大海!

其实,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沉默,我们本来无须英雄。我们可以自己救自己。

英雄爆发的时候,正是大多数人沉默的时候;英雄挺身而出的时候,正是大众不敢出头的时候。因此,有“水浒”式英雄的时代,一定不是一个好时代。孽生和需要英雄侠客的世道,也一定不是一个好世道。在委屈和凌辱中只会巴望英雄侠客出手的人,一定是个懦夫。

问题是:是什么把人民变成了懦夫?

答案是:成本核算。当一个人为了主持正义,却不得不付出不该付出的代价时,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就变成了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