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加会议的嘉宾发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第10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第10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刚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10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者行列，而许多名列第10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出人意料地表现很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其他能力的发展。保持第一名要耗费学生太多的精力，考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走了全国所有的状元，它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的题词是‘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想得100分要付出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的最后底线
朱清时说：“高校对学生的培养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校背离了教育的本意。”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后被保送上了北大。他觉得自己的大学生活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课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了。
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虽然一学期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不留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不少教育专家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高校应有的治学精神。
教育需要乌托邦
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的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当代一味地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里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它却在8年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它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位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80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人们至今仍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的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会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