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贪官被押上了法庭，于是在法庭上念自己的悔过书，便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悔过书”，作为中国贪腐官员向党组织和办案机关交代内心独白与自我反思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体”，已成为普通公众了解落马官员的一种公开化的“私人档案”。实质上，贪官的“悔过书”只不过是“鳄鱼的眼泪”。贪官的“悔过书”要写什么？写得好坏与否，对最终量刑有没有影响？
贪官“悔过书”隐藏的秘密
近年来，关于落马官员的报道中，个人悔过似乎成了“规定动作”，不少媒体刊发了大量的贪官“悔过书”。
就功能来说，贪官的“悔过书”在内容上陈说的是“过去”，但它指向的无一不是“未来”，希望得到同情甚至宽恕。
实际上，贪官“悔过书”的出现原本就是反腐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纪检监察等部门在法院还没有审判时设置的一个程序。这样做，既预设了“组织”查处腐败分子的权力，同时又能贯彻“治病救人”的原则，还有利于贪腐案件的查清。这样的一个程序，因贪官尚未在法律上被宣布为“罪犯”，被置于封闭的权力系统内。
这决定了贪官“悔过书”的文本形式和话语内容，没有游离于官场话语体系之外，就像很多官场八股文一样，这也是它充满了套话的重要原因。按照语言哲学的说法，它属于一种比较另类的“话语格式”，能够迅速对双方的身份、地位进行界定和识别，从而进行一个权力等级的“再生产”。“悔过书”相当于明确表示：一个贪官的行为无论能否界定为犯罪，他首先触犯了“组织”的纪律，“组织”的查处因此“逻辑在先”。
贪官的“悔过书”除了要遵循既定的“话语格式”，还要根据“组织”在保证成员不违反纪律等方面的一系列预设和方法回答问题，解剖自己，表明自己并没有做到。比如，“组织”预设，防止一个官员腐败的方法，在权力体系内，就是加强廉政教育，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那么，贪官在“悔过”时，无一例外，都要涉及这些内容，而且没有任何质疑。
“悔过书”是贪官表演的“道具”
通读众多落马官员的“悔过书”，内容大同小异：先谈自己是出身于生活贫寒的农家少年（如果有且符合的话），然后读书学习或入伍，在党的培养下当了干部，关键是“干出了很大的成绩”，于是不断升迁，直到权力越来越大。后来，由于“放松了学习和思想改造”，被亲戚、朋友或者情人拉下水，最先是从吃喝开始，从一瓶酒、一条烟起步，然后慢慢走上了受贿的贪腐路，越陷越深……最后，感到“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家庭、妻子和孩子”，等等。
更有甚者，有的落马官员甚至会大段照搬照抄其他贪官的“悔过书”。原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绍仓，是一名厅级官员，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含泪”读的、言辞恳切的“悔过书”中，有多处抄袭了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朱福忠的“悔过书”。后者的悔过文章就在他受审前不久刊登于《检察日报》。
也正是因此，近年来，公众对“悔过书”的真正价值存在着一些质疑。有人认为这是落马官员用来“自我表演”的“道具”，意在希望能以良好的认罪态度在舆论和判决上争取主动。
贪官写“悔过书”
有可能减轻刑罚
对于贪官来说，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可能是他们最后公开发言的机会，而且这次发言还有可能直接影响法官的量刑，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珍惜这次机会。
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认为，贪官在案发后，面临坐牢甚至死刑的处境，为了求得从轻处罚，才写下套话连篇的“悔过书”，表明自己要痛改前非，这其实是贪官惯用的伎俩，是为了在审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事实上，悔过在司法上是严肃的。司法实践中的贪官悔过是作为悔罪认罪的一种表现，属于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郑旭介绍说，量刑主要考虑三点：首先看你犯罪的严重程度，贪污和受贿看数额，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看造成损失有多大；其次看你是否自首或者立功；第三看你是否在审理中认罪。
“悔过书”揭示出来的贪腐心态
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曾对2008年至2012年以来的84份贪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在对84名职务犯罪人员“悔过书”的分析中，记者发现，他们实施职务犯罪的心理主要有以下8种——
心态一：贪欲膨胀，见钱忘义。“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堕落和腐败就会势如破竹，令人不可抵挡。”昆山市某镇农技站原站长朱某写道。
心态二：深感吃亏，补偿心理。“多年来在做评审工作，一直抱着进编的目的，今年愿望落空了，感到这几年待遇很低，心理很不平衡。”原为昆山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的外聘人员杨某欣然接受了行贿人送来的17万元，并错误地认为这是对自己工作多年的补偿。
心态三：蒙混过关，心存侥幸。“我以为只要将那些钱及时还上，不影响单位资金运行就没有关系，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就是在这种认识下，昆山市某镇水利站原主办会计王某大胆地将单位的100万元资金转到自己的账户中。
心态四：矛盾交织，难以自控。“我每次拿这些钱的时候心里很害怕，都有一种负罪感，心里很不安。但是在金钱面前，我没有经得起诱惑。”昆山市中医院骨二科原主任朱某在尝到甜头的同时，又摆脱不了紧张与恐惧。
心态五：攀比作祟，有恃无恐。“看到旁边人坐高档车、住别墅，心理就不平衡了，自己工作这么卖力，能力也不差，凭什么赚的钱就不如别人多？”昆山市某局财务科原科长徐某写道。
心态六：放弃原则，模糊行事。“被告方代理律师是好朋友的妻子，碍于情面，才会为自己的原则找了个例外。”……现实中，这种朋友之间的交情常常被利用。
心态七：贪图享乐，虚荣拜金。“31万元是转存半年定期存单，17万元用于家里买车，另外还有一些用于家里的房子装修。”昆山市花桥邮政储蓄所原营业员陈某，把丈夫厂里的职工工资打到自家账户上，“一方面是为了拿点儿利息，另一方面如果今后要用钱也方便。”
心态八：赌徒心态，孤注一掷。“我打电话给儿子，我说儿子你求求你妈，帮爸准备钱，爸过一段时间回来。实际上我还想碰碰运气买彩票，希望能中奖把钱还上。”挪用公款还赌债，购买彩票填亏空，原花桥国际商务城置业有限公司的孙某四次挪用公款。
贪官的“悔过书”五花八门
“出身贫苦”型：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里自述，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他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并且还欠了一屁股债，他本人也曾经“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过。
“腐败害怕”型：袁俊维，四川省乐山市委原副书记，曾任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委书记，乐山市委常委、秘书长。袁俊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数十次收受20余人送的贿赂款物，总额达393。6万元人民币、2。5万美元。袁俊维在“悔过书”里自述：“随着收受贿赂次数的增多，数额的增大，自己也曾感到害怕，心理压力与日俱增，经常晚上睡不着觉，做噩梦，每当看到一起典型案例的报道都要紧张好几天。”
“迷失方向”型：张绍仓，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兼任皖能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此前曾任安徽省计划委员会商贸处处长、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他在“悔过书”中说：“工作前期，我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想法，走上领导岗位后，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坐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以企业的大功臣自居，处处说一不二，把企业的人事、财务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对重大事项往往是我先拿定主意，集体议事过程仅仅是花架子，常常演变成下属领会和执行我事前已作出的决定的会议。”
“细数功劳”型：追忆往日的政绩和风光，是贪官“悔过书”中的常见题材，借历史功绩来求得谅解。“过去30年，我一直引以为自慰的是：清正廉洁，被人们传为美谈；我的专家论文在国家级专家论文集上登载。”重庆万州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局长余某的“悔过书”中，用上千字的篇幅讲述自己的“昨日辉煌”。
“才华横溢”型：湖南省株洲市房产局原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因受贿罪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双规”期间，尹春燕写下了3300多字的“悔过书”，“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这是尹春燕在“悔过书”的开头，尹春燕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尹春燕的‘悔过书’是我见过的处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参与调查的一位株洲市纪委工作人员说。
“装傻充愣”型：曾任安徽省阜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后来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的尚军在其“悔过书”的开场白中就说：“几个月来，在检察院的领导和办案人员的教育和帮助下，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危害性。”这让外界啼笑皆非。有网民就质疑说，作为担任中级法院院长的官员，居然认识不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危害性”，实在是有“装傻”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