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香港人翻译外文名字，一向生猛劲爆。迈克尔·乔丹叫米高佐敦，贝克汉姆叫碧咸，乔布斯叫贾布斯，观其用字，颇为拗口。但香港人振振有词，说香港译名读音最准，非内地译名可比。听来有理，但看旧的港文，有些还是会保留旧译，把内地译做莫桑比克的那个东非国家，译成了莫三鼻给，未免让人可怜东非那近2000万人口。我的一个朋友说：“不知者乍看这4个字，还以为一人姓莫，排行第三，被行了割鼻子的劓刑呢！”好好一个国名，都给译出故事来了。
早年中国定译名，有一个奇妙的原则：不管你来自哪里，是啥姓氏，务必入乡随俗。比如利玛窦先生，一个意大利人，若按照当今新华社的译法，该叫里奇·马特奥；又比如花剌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若按照现在的译法，该是阿拉丁·穆罕默德。但因为译得太早，他俩没法从坟墓里爬出来抗议，只得罢了。
把外国人的姓名变成中国字，当然要礼敬有加，给点好字眼。美利坚这个名字，最初不过是阿美利加·韦斯普奇先生远航到那里，马马虎虎，拿自己的姓氏定的名，哪里承想就意思丰富，美而且利，还坚起来了。瑞士、瑞典如果搁到今日，多半会被按音译成斯维策兰、斯维登，那祥瑞典雅之意就荡然无存了。又比如，华盛顿这个名字华贵繁盛，可是读音本该是沃辛顿；英国首都，英语读音更接近朗登，法语读音干脆是隆德，但一被译成伦敦，立刻就伦理敦厚、从容温雅了。
早年间的译名并不统一，所以读音古怪者有之，比如莫三鼻给；优美典雅者有之，比如枫丹白露，法语原意是蓝色泉水，读音更接近“封太纳布勒”，译做枫丹白露，实在是神来之笔。又比如，徐志摩将佛罗伦萨译做翡冷翠，逸清沁碧，绝妙好词。民国时有一些奇怪的译法，比如雨果在鲁迅笔下被呼做“嚣俄”。有些报刊为显得风流雅致，热心地把托尔斯泰译成陶思道，把果戈理译成郭歌里——不知道的人真以为前者是饱学宿儒，后者是风流诗人，他们是两个出身书香门第的中国人呢。晚清时，把拿破仑译做拿破轮，还出过考试题：《项羽拿破轮论》。有士子不通外务，真以为让项羽去拿破轮子，上来就想当然发感慨：“以项羽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用之举也！”
后来翻译界有了规矩，首先是名从主人。比如利玛窦既然已经叫了这个中文名，就不要改叫他里奇·马特奥了；晚清修士伊萨克·罗伯茨自称罗孝全，也就只好任他去；澳大利亚总理凯文·路德既然自称陆克文，咱也就跟着叫吧。然后是便于反推，按照新华社的译音表，大家也就有了对应的称呼了。但这样一来，失却不少乐趣，还让人误会。
比如，你看约旦国家男篮打球，人人身上写着“乔丹”，乍看触目惊心，觉得个个都是球神附体？细看才知道，约旦的英文写法Jordan和乔丹本出一脉。只能怪译名没统一，约旦、乔丹本是同根生，却认不到一块儿。又比如，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按照现在的译法，该叫拉塞尔——真要改了，他一下子就从素雅的哲人变成豪迈的大汉了。幸而名从主人，罗先生也可以瞑目了。
英语里有Elliot这个姓氏，比如在鸦片战争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就姓这个姓，旧史译做义律，乍听以为是一个中国老爹给孩子起的名，劝儿子要讲义气兼自律。英国诗人艾略特其实也姓这个姓，但名从主人，就不特意改了。钱钟书开他的玩笑，在《围城》里扔给他一个译名，叫爱利恶德，不大好听。新华社如今把这个名字译做埃利奥特，倒也罢了。妙在香港大学有一个ElliotHall，按照新华社的译法，就该叫做埃利奥特礼堂。可是香港的读书人聪明劲一犯，就有创意了：仪礼堂。
当然，也不能一味瞎客气。《鹿鼎记》里，清朝翻译想礼敬俄罗斯苏菲亚公主，于是给她定译名为苏飞霞，好听；韦小宝懂点俄语，给两个俄罗斯兵士起译名：齐格诺夫叫猪猡懦夫，华伯斯基叫王八死鸡。可见金庸先生早谙熟中国人民的智慧：给人家起好名字不难，想玩谐音骂别人更是翻脸间的事。中国汉字五彩缤纷，赞骂只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