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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201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走访梁庄在外的打工者。我发现,从拉萨、乌鲁木齐,到东莞、中山,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梁庄人的足迹。自己能力有限,就选取了能走的七八个城市来写。

在这么大的旋流里,农民怎样进城,进城之后个人生活、精神状态又如何?怎么吃、怎么爱、怎么扭转心理?新闻里的农民是风景化的,是隔着玻璃的。我就想打破这块玻璃,让大家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和其他写打工者的书相比,我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这些农民怎样看梁庄。这样的意识,相互纠缠。

城市化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始自西方。英国曾因为城市占据农村土地过多,农民涌入伦敦。伦敦当时各种脏乱差,还有瘟疫,农民私搭乱建。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就有不同人提出不同建议。有个叫霍华德的就说,要持有田园主义思想,建一个小城市,边上是农田,农民可以自由进出。后来,他们就这样试验了七八十年。

还有法国。当时巴黎的市长奥斯陆觉得,贫民窟太乱,就拿了个尺子,在巴黎画了一条长线,线内的农民必须全部搬走。奥斯陆当时确实建成了一个很壮观、干净的城市,“奥斯陆大道”嘛,但是民怨很多。

中国的城市要怎么发展?中国的拆迁越来越多,新建造的楼豪华、整洁。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的前身是什么?当这栋房子拆迁的时候,里面的农民去了哪里?原住民得到了巨额的赔偿,但是那些租客怎么办?

2012年5月,我和一个研究农村的学者参加研讨会。对方说了两个观点,一是农村很落后,必须消失。他用的例子是,“居然端一碗饭走四五家,多么可怕!这样闲聊天,没有隐私,就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发展。”二是城中村一定要拆迁,因为严重影响市容。我当时在下面坐着,就想,如果我在台湾,我肯定就朝他扔鞋了!后来,我发言的时候反驳他,端一碗饭走四五家有什么不好?农村有自己的新闻传播中心呀!一顿饭吃两三个小时,大家互相交流,有家人的感觉。当然,也会产生闲话,但是拿一己之长去比另一物之短,是不对的。

关于废除城中村,我也很反对。之前,我经过北京的一些地区,觉得乱,不喜欢。经过两年的调查,我才明白,幸亏有这些脏乱的城中村,农民才能有比较便宜的选择,用可以接受的价格住在离他们的工作地比较近的地方。就像当年北京的唐家岭,聚集了那么多蚁族。现在,唐家岭变成了花园一样的地方,但是蚁族去哪里了?受益的还是那些原住民。如果我们的发展不考虑普通人,又是为谁呢?

我去西安采访过我的堂哥们,他们在那里蹬三轮。我在那里住了八九天,住在他们家边上的小旅馆。我每天和他们一块儿出去蹬三轮,看他们怎么工作。第九天,小雨淅沥,我准备回城了,一转弯,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一面是西安2011年的世园会,太美了,那些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景观在雨中朦朦胧胧;一面是堂哥他们住的城中村,断水断电,破陋不堪。我当时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完全二元、完全对立的世界里。我们老看到城管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小贩。其实,那些城管也是人呀,也是别人的孩子、父亲、丈夫。为什么在那一刻,他会那么暴力呢?因为他披上了制服,是制度的化身,他代表城市的正义,代表城市就不能容忍这样的三轮车夫,城市不包容他们的生活。西安的管理者说了,下一阶段要坚决取缔三轮车、电动车,因为严重损害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影响群众出行。谁是群众?我的堂哥们不是吗?他们在西安生活了20年,仍然被城市驱逐。嫂子曾很高兴地对我说,她特别幸运,来了10年,才被抓了3次!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

在这样的心理下,农民怎么可能变成市民?反过来,我们老说农民愚昧,穿得差,往地上吐唾沫,但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包容他们。如果我们的生活里包容了他们,规划好、容纳好,还会这样吗?交警见到他们,也给他们敬个礼,他们还会横冲直撞吗?这里面,一定有相互塑造的过程。

你去火车站看,能分辨出什么样的人是农民工。他们有很清晰的印记,朴素的衣着、一种不太敢看人的眼神,这些印记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眼神投射到他们身上的。

新闻里老爆出,有农民工给人让座,对方不愿意坐。为什么不愿意?的确,他太脏了,或许身上还散发着汗味、臭味。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建筑工地上有几个洗澡间,工人们可以洗洗澡、换个衣服,那问题不就解决了?但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