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走访梁庄在外的打工者。我发现，从拉萨、乌鲁木齐，到东莞、中山，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梁庄人的足迹。自己能力有限，就选取了能走的七八个城市来写。
在这么大的旋流里，农民怎样进城，进城之后个人生活、精神状态又如何？怎么吃、怎么爱、怎么扭转心理？新闻里的农民是风景化的，是隔着玻璃的。我就想打破这块玻璃，让大家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和其他写打工者的书相比，我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这些农民怎样看梁庄。这样的意识，相互纠缠。
城市化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始自西方。英国曾因为城市占据农村土地过多，农民涌入伦敦。伦敦当时各种脏乱差，还有瘟疫，农民私搭乱建。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就有不同人提出不同建议。有个叫霍华德的就说，要持有田园主义思想，建一个小城市，边上是农田，农民可以自由进出。后来，他们就这样试验了七八十年。
还有法国。当时巴黎的市长奥斯陆觉得，贫民窟太乱，就拿了个尺子，在巴黎画了一条长线，线内的农民必须全部搬走。奥斯陆当时确实建成了一个很壮观、干净的城市，“奥斯陆大道”嘛，但是民怨很多。
中国的城市要怎么发展？中国的拆迁越来越多，新建造的楼豪华、整洁。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的前身是什么？当这栋房子拆迁的时候，里面的农民去了哪里？原住民得到了巨额的赔偿，但是那些租客怎么办？
2012年5月，我和一个研究农村的学者参加研讨会。对方说了两个观点，一是农村很落后，必须消失。他用的例子是，“居然端一碗饭走四五家，多么可怕！这样闲聊天，没有隐私，就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发展。”二是城中村一定要拆迁，因为严重影响市容。我当时在下面坐着，就想，如果我在台湾，我肯定就朝他扔鞋了！后来，我发言的时候反驳他，端一碗饭走四五家有什么不好？农村有自己的新闻传播中心呀！一顿饭吃两三个小时，大家互相交流，有家人的感觉。当然，也会产生闲话，但是拿一己之长去比另一物之短，是不对的。
关于废除城中村，我也很反对。之前，我经过北京的一些地区，觉得乱，不喜欢。经过两年的调查，我才明白，幸亏有这些脏乱的城中村，农民才能有比较便宜的选择，用可以接受的价格住在离他们的工作地比较近的地方。就像当年北京的唐家岭，聚集了那么多蚁族。现在，唐家岭变成了花园一样的地方，但是蚁族去哪里了？受益的还是那些原住民。如果我们的发展不考虑普通人，又是为谁呢？
我去西安采访过我的堂哥们，他们在那里蹬三轮。我在那里住了八九天，住在他们家边上的小旅馆。我每天和他们一块儿出去蹬三轮，看他们怎么工作。第九天，小雨淅沥，我准备回城了，一转弯，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一面是西安2011年的世园会，太美了，那些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景观在雨中朦朦胧胧；一面是堂哥他们住的城中村，断水断电，破陋不堪。我当时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完全二元、完全对立的世界里。我们老看到城管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小贩。其实，那些城管也是人呀，也是别人的孩子、父亲、丈夫。为什么在那一刻，他会那么暴力呢？因为他披上了制服，是制度的化身，他代表城市的正义，代表城市就不能容忍这样的三轮车夫，城市不包容他们的生活。西安的管理者说了，下一阶段要坚决取缔三轮车、电动车，因为严重损害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影响群众出行。谁是群众？我的堂哥们不是吗？他们在西安生活了20年，仍然被城市驱逐。嫂子曾很高兴地对我说，她特别幸运，来了10年，才被抓了3次！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
在这样的心理下，农民怎么可能变成市民？反过来，我们老说农民愚昧，穿得差，往地上吐唾沫，但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包容他们。如果我们的生活里包容了他们，规划好、容纳好，还会这样吗？交警见到他们，也给他们敬个礼，他们还会横冲直撞吗？这里面，一定有相互塑造的过程。
你去火车站看，能分辨出什么样的人是农民工。他们有很清晰的印记，朴素的衣着、一种不太敢看人的眼神，这些印记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眼神投射到他们身上的。
新闻里老爆出，有农民工给人让座，对方不愿意坐。为什么不愿意？的确，他太脏了，或许身上还散发着汗味、臭味。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建筑工地上有几个洗澡间，工人们可以洗洗澡、换个衣服，那问题不就解决了？但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