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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中国像一种宗教

如果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中国人,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几乎肯定会换成“我吃故我在”。在中国,吃几乎是一种“宗教”,它深入中国文化的骨髓,以致中国人的问候语都是“吃了吗”。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刚学会讲汉语的人来说,如果有人在他赴约吃午饭时问他吃了没有,他会觉得非常不解。而对习惯吃素的印度人来说,这还不是在中国所遭遇的唯一的饮食挑战。中国的饮食文化实在太复杂了,对它的条分缕析有赖于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知识。

在中国,吃什么不仅代表你是什么,还代表你值多少。请客吃饭是公认的拉近关系的法子。在这种场合,往往越精美的菜越古怪,越贵的菜就越好。猴脑、龟鞭、燕窝汤,要想真正给客人留下印象,这些就是不可缺少的。

我曾参加一个省为来访记者设的宴席,上的菜有海胆以及其他不知名的水生动物。那场持续3个小时的午餐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好不容易等到上了一道像椰子汤的菜,我赶紧咂咂地喝起来,心想总算找到对自己口味的东西了。这时,旁边的一位中国记者用充满敬畏的语调悄悄对我说,那是菜单上最贵的一道菜。我赶快放下勺子,问那是什么菜。

在中国,问这种问题显得很怪异。人们很少问吃的是什么,只要味道好、花钱多,就值得吃。

单看菜名往往看不出是什么菜。比如,“蚂蚁上树”,乍一看,很难把这菜名与粉丝和肉联系在一起。我不懂而发问,结果引来一番争论。

在中国的一些酒席上,诸如鸡盯饺子这些家常饭菜不得出现,因为它们太普通了,上这种菜被视为是对客人的不尊重。更不能跟主菜一起点米饭,不然就是对主人的侮辱,因为这暗示着其他食物难以下咽,连最平常的米饭都比其他饭菜好吃。

中国酒席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不仅点什么菜、花多少钱关系重大,点多少菜也至关重要。

常见的做法是,点的饭菜得是客人所能承受的量的两三倍。客人一般只品尝每种菜的一小部分,剩下的就不去动它了。对一个经历过饥荒的国家来说,这种巨大的浪费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恰恰因为中国历来是一个土地相对匮乏、食品稀缺的国家,因而酒席上的排场往往成了身份的无与伦比的象征。

经济改革之初,中国社会最显着的变化之一就是餐馆纷纷冒出。上世纪70年代,中国平均每300万人只有一家餐馆。如今,每400个中国人就有一家餐馆,下馆子成了中国人的头号休闲活动。每到生日、举行婚礼,甚至圣诞节,大家都爱到餐馆大吃一顿。

中国人沉迷于吃,这可从中国的俗语看出。比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及许多新式词汇。报纸上短小的文章被称为“豆腐块”,员工被老板解雇叫做被“炒鱿鱼”。

如果说饮食是文化的基本要素,那么喜马拉雅山两边的印度和中国显然差别巨大。在印度,对食物的挑剔象征着贵族婆罗门的身份地位。他们不吃肉、大蒜、洋葱,总之厨房里不会出现非素食的食物。

而在中国,你所吃的菜花样越多、肉越多、越古怪,就越代表你的地位高。据说即便西藏的喇嘛也吃牦牛肉。北京的一些素食餐馆供应仿制的肉类,这样一来,那些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吃素的可怜人就能吃到“肉”了,甚至还能吃到豆腐制成的“羊肠”。

在印度,即便非素食者也只是食用某些动物和某些动物的某些部位。所以,印度人吃鸡肉但不吃鸡爪,吃羊肉但不吃羊肠,吃对虾但不吃章鱼。对一般中国人来说,印度人这种对食物的歧视态度不可理解。一些找不到对策的中国贸易官员总是向我抱怨,招待印度商业代表团真是一份苦差事。他们向我诉苦:“印度人什么都不吃。”而印度商业代表团成员又向我哀叹:“这些中国人什么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