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中国人，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几乎肯定会换成“我吃故我在”。在中国，吃几乎是一种“宗教”，它深入中国文化的骨髓，以致中国人的问候语都是“吃了吗”。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刚学会讲汉语的人来说，如果有人在他赴约吃午饭时问他吃了没有，他会觉得非常不解。而对习惯吃素的印度人来说，这还不是在中国所遭遇的唯一的饮食挑战。中国的饮食文化实在太复杂了，对它的条分缕析有赖于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知识。
在中国，吃什么不仅代表你是什么，还代表你值多少。请客吃饭是公认的拉近关系的法子。在这种场合，往往越精美的菜越古怪，越贵的菜就越好。猴脑、龟鞭、燕窝汤，要想真正给客人留下印象，这些就是不可缺少的。
我曾参加一个省为来访记者设的宴席，上的菜有海胆以及其他不知名的水生动物。那场持续3个小时的午餐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好不容易等到上了一道像椰子汤的菜，我赶紧咂咂地喝起来，心想总算找到对自己口味的东西了。这时，旁边的一位中国记者用充满敬畏的语调悄悄对我说，那是菜单上最贵的一道菜。我赶快放下勺子，问那是什么菜。
在中国，问这种问题显得很怪异。人们很少问吃的是什么，只要味道好、花钱多，就值得吃。
单看菜名往往看不出是什么菜。比如，“蚂蚁上树”，乍一看，很难把这菜名与粉丝和肉联系在一起。我不懂而发问，结果引来一番争论。
在中国的一些酒席上，诸如鸡盯饺子这些家常饭菜不得出现，因为它们太普通了，上这种菜被视为是对客人的不尊重。更不能跟主菜一起点米饭，不然就是对主人的侮辱，因为这暗示着其他食物难以下咽，连最平常的米饭都比其他饭菜好吃。
中国酒席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不仅点什么菜、花多少钱关系重大，点多少菜也至关重要。
常见的做法是，点的饭菜得是客人所能承受的量的两三倍。客人一般只品尝每种菜的一小部分，剩下的就不去动它了。对一个经历过饥荒的国家来说，这种巨大的浪费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恰恰因为中国历来是一个土地相对匮乏、食品稀缺的国家，因而酒席上的排场往往成了身份的无与伦比的象征。
经济改革之初，中国社会最显着的变化之一就是餐馆纷纷冒出。上世纪70年代，中国平均每300万人只有一家餐馆。如今，每400个中国人就有一家餐馆，下馆子成了中国人的头号休闲活动。每到生日、举行婚礼，甚至圣诞节，大家都爱到餐馆大吃一顿。
中国人沉迷于吃，这可从中国的俗语看出。比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及许多新式词汇。报纸上短小的文章被称为“豆腐块”，员工被老板解雇叫做被“炒鱿鱼”。
如果说饮食是文化的基本要素，那么喜马拉雅山两边的印度和中国显然差别巨大。在印度，对食物的挑剔象征着贵族婆罗门的身份地位。他们不吃肉、大蒜、洋葱，总之厨房里不会出现非素食的食物。
而在中国，你所吃的菜花样越多、肉越多、越古怪，就越代表你的地位高。据说即便西藏的喇嘛也吃牦牛肉。北京的一些素食餐馆供应仿制的肉类，这样一来，那些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吃素的可怜人就能吃到“肉”了，甚至还能吃到豆腐制成的“羊肠”。
在印度，即便非素食者也只是食用某些动物和某些动物的某些部位。所以，印度人吃鸡肉但不吃鸡爪，吃羊肉但不吃羊肠，吃对虾但不吃章鱼。对一般中国人来说，印度人这种对食物的歧视态度不可理解。一些找不到对策的中国贸易官员总是向我抱怨，招待印度商业代表团真是一份苦差事。他们向我诉苦：“印度人什么都不吃。”而印度商业代表团成员又向我哀叹：“这些中国人什么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