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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人”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

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了。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招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了: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或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是“另一副嘴脸”。

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不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