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临死前伸出两根指头，不肯断气。亲戚问他，是不是因为两个亲人没见面，是不是两笔银子没吩咐明白，是不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是不是有人欠二两银子的债，是不是两个外甥没来。他呢，一概狠狠地摇头，“越发指得紧了”。他的老婆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老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我们一直把严监生视为吝啬鬼的典型，却没注意到，这里揭示的是普遍的人性。
“仆人眼里无伟人”，说的是零距离必然导致的对“远”看所造成印象的细化和纠正。每一个人，伟人也好，普通人也好，第一个局限就是距离。
严监生的土地、妻妾、屯粮食和金银财宝的库房都太远，近的只有蜡烛，他在蹬腿前视力与能力所能达到的，也只能是蜡烛。同理，总统如果亲临实地，走进灾民的窝棚，或者通过读相关文件，听汇报，对下层的疾苦不是不可能产生关切。但是，论“切肤之痛”，依然在身体上，稍加拓展，也只能在所见的范围，如家人、仆人、幕僚。慈禧太后对被太监梳落头发的在乎，自然超过对京畿的饿殍。
放大一点看，和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一般，追求特权，有两个俗语，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二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二者合起来，成了国人的处世秘诀：走后门。首先，须有后门，也就是得到“近水楼台”；接着，是实际操作：“不流外人田”。无论是官是民，无论其社会地位和财产占有，向往特权几乎是人们的天性。差异仅仅在享受的有无和多寡。没有的，羡慕，嫉妒，嘲骂，抗争，最后是以“取而代之”为宗旨的造反。越千年的“官本位”法统，就是“走后门”，即追求特权的最大化。
一位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优秀小说的作家，回到老家，乡亲父老对他说：“写书顶个屁用，怎么不做官？”草民可不理会什么“无用之用”，他们要的是“上头有人”，好拿到批条，获得拨款，甚至“庆祝成为国家级贫困县”。“近水楼台”情结，是我们的文化基因的重要构成。如果你对此坚决否认，那么且考考自己，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你的车撞了人家的车，而且你是酒驾，这类事故发生在外国，若招致伤亡，第一个电话自然求救的是911，要找的第一个人是律师。在中国，你的下意识反应的却是：交警里头有没有人。往下，是检察院、法院有没有人，纪委有没有人。如果你要在医院动一个性命攸关的手术，你自己或者家人要给医生塞红包，而医生凛于法规也好，出于操守也好，婉言拒绝，那么，你被推进手术室时，心里能踏实吗？在海关，你大半天置身于长长的队伍，可眼红走“外交通道”的人？这种心态和三四十年前物资短缺期间类似——不是“出口转内销”就不算俏货。
即使进入相对宽松、不是“近水楼台”也能得“月”（当然，最圆最大的经济之月，只能由垄断企业享用）的时代，谋取特权依然是最大的热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有特权，一切事半功倍。其次，只有特权，才能满足国人庞大无比的虚荣心。且看公共场所，只要排队，就不会少了插队的。所有适用于全体的法规，必然有人要置身其外、其上；一切被纳入“公共利益”的名目，必然有人要占比普通人大的份额。如果只有一条供全体人通行的路，必然有人别出心裁，开辟捷径，凭借各种各样的关系，攫取普通人难以企望的利益。正派人难以靠循规蹈矩的努力而取得的成功，就是特权者最华丽的人生凯歌。出于这一心态，海南三亚一个当警察临时小三的女孩子，按捺不住得意，把警察哥哥载她去洗温泉的警车也放上微博。千年青史，不缺阴谋，不缺杀戮，不缺封闭，不缺特权，它是不平等的必然结果。由此，追逐特权成为我们的人性、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