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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特权

《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临死前伸出两根指头,不肯断气。亲戚问他,是不是因为两个亲人没见面,是不是两笔银子没吩咐明白,是不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是不是有人欠二两银子的债,是不是两个外甥没来。他呢,一概狠狠地摇头,“越发指得紧了”。他的老婆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老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我们一直把严监生视为吝啬鬼的典型,却没注意到,这里揭示的是普遍的人性。

“仆人眼里无伟人”,说的是零距离必然导致的对“远”看所造成印象的细化和纠正。每一个人,伟人也好,普通人也好,第一个局限就是距离。

严监生的土地、妻妾、屯粮食和金银财宝的库房都太远,近的只有蜡烛,他在蹬腿前视力与能力所能达到的,也只能是蜡烛。同理,总统如果亲临实地,走进灾民的窝棚,或者通过读相关文件,听汇报,对下层的疾苦不是不可能产生关切。但是,论“切肤之痛”,依然在身体上,稍加拓展,也只能在所见的范围,如家人、仆人、幕僚。慈禧太后对被太监梳落头发的在乎,自然超过对京畿的饿殍。

放大一点看,和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一般,追求特权,有两个俗语,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二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二者合起来,成了国人的处世秘诀:走后门。首先,须有后门,也就是得到“近水楼台”;接着,是实际操作:“不流外人田”。无论是官是民,无论其社会地位和财产占有,向往特权几乎是人们的天性。差异仅仅在享受的有无和多寡。没有的,羡慕,嫉妒,嘲骂,抗争,最后是以“取而代之”为宗旨的造反。越千年的“官本位”法统,就是“走后门”,即追求特权的最大化。

一位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优秀小说的作家,回到老家,乡亲父老对他说:“写书顶个屁用,怎么不做官?”草民可不理会什么“无用之用”,他们要的是“上头有人”,好拿到批条,获得拨款,甚至“庆祝成为国家级贫困县”。“近水楼台”情结,是我们的文化基因的重要构成。如果你对此坚决否认,那么且考考自己,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你的车撞了人家的车,而且你是酒驾,这类事故发生在外国,若招致伤亡,第一个电话自然求救的是911,要找的第一个人是律师。在中国,你的下意识反应的却是:交警里头有没有人。往下,是检察院、法院有没有人,纪委有没有人。如果你要在医院动一个性命攸关的手术,你自己或者家人要给医生塞红包,而医生凛于法规也好,出于操守也好,婉言拒绝,那么,你被推进手术室时,心里能踏实吗?在海关,你大半天置身于长长的队伍,可眼红走“外交通道”的人?这种心态和三四十年前物资短缺期间类似——不是“出口转内销”就不算俏货。

即使进入相对宽松、不是“近水楼台”也能得“月”(当然,最圆最大的经济之月,只能由垄断企业享用)的时代,谋取特权依然是最大的热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有特权,一切事半功倍。其次,只有特权,才能满足国人庞大无比的虚荣心。且看公共场所,只要排队,就不会少了插队的。所有适用于全体的法规,必然有人要置身其外、其上;一切被纳入“公共利益”的名目,必然有人要占比普通人大的份额。如果只有一条供全体人通行的路,必然有人别出心裁,开辟捷径,凭借各种各样的关系,攫取普通人难以企望的利益。正派人难以靠循规蹈矩的努力而取得的成功,就是特权者最华丽的人生凯歌。出于这一心态,海南三亚一个当警察临时小三的女孩子,按捺不住得意,把警察哥哥载她去洗温泉的警车也放上微博。千年青史,不缺阴谋,不缺杀戮,不缺封闭,不缺特权,它是不平等的必然结果。由此,追逐特权成为我们的人性、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