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6点半，美国新闻史上“最危险的总编辑”本，接到肯尼迪夫人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请他们夫妇稍后前往白宫，去海军医院看望肯尼迪总统的遗体。
秘书在电话中强调，请他们前往，是肯尼迪夫人的主意，不是因为本是记者，而是因为他是他们家的朋友。
1963年11月22日，全世界都已知晓，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
彼时供职于《新闻周刊》的本，正在某个书店翻看闲书，身边不断传来的嘀咕声，渐渐汇聚成大声惊呼：“天啊，肯尼迪，枪杀！”本给自己的太太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肯尼迪死了，嘱咐她控制情绪，去想想作为朋友，他们能为已成遗孀的肯尼迪夫人做点儿什么。
这时候，一个《新闻周刊》的同事，给本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想写点什么，一篇评论，或者一篇悼文？
同事的电话提醒本，他是一个记者，面对肯尼迪遇刺这样震惊世界的新闻，他需要为他所服务的《新闻周刊》写点文章。可是，本很难恢复到一个记者的状态，还没落笔，他就哭了出来，别提什么控制情绪了。
是的，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他们夫妇与肯尼迪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朋友，偶尔还是合作伙伴，肯尼迪曾经在舞会间隙，将一条独家新闻率先透露给本。很难说，肯尼迪这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与媒体界声名赫赫的本，到底有多大关系。但是，多数情况下，本是站在肯尼迪这一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悼念的文章还没写好，本就按照肯尼迪夫人的来电，与肯尼迪在华盛顿的其他亲友，前往海军医院。一路上，摩托车开道，警车鸣笛，在本的意识中，与肯尼迪遗体相见的旅程，是一次危险的旅程。等他们安全抵达，却没能马上见到肯尼迪的遗体，他们在医院等候厅黯然地等待。
好几个小时后，令本终生难忘的场景出现了。肯尼迪夫人满眼恐惧，缓慢地，浑身颤抖地走进病房，粉红色的套装上沾满丈夫的血迹。她木讷地和每一个亲友一一拥抱，而后，问他们，是否想听她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话音没有落地，肯尼迪夫人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她面向本，提醒他，不要将这些写入下周出版的《新闻周刊》。
很多年以后，本在他的自传中说，那一刻，他的心全凉了，他意识到，即使在她最悲伤的时候，她也没有把他视为最值得信赖的人，他仅仅是一个比陌生人好一点的朋友。
第二天凌晨，本离开了海军医院，去他的办公室，接着写他的文章。末了，他写了一篇标题为“特别恩赐”的悼文。
这是一篇深情之作，像挽歌，像赞美诗。结尾处，他写道，没有肯尼迪的世界从此变得狭小，离开肯尼迪的美国，从此变得暗淡无光。日后，想起这篇旧作，本坦言自己多少有些夸张。
同样让日后的本觉得有点儿夸张的，是他撰写的关于肯尼迪夫妻关系的文字。本说，肯尼迪深爱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深深地爱着他，关心着他，他们在医院相识，又在医院分离。
历史证明，肯尼迪确实还爱过其他女人，他和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让本对他们爱情的歌颂，多少显得有些别扭。
今天，回头看本讲述肯尼迪的文字，我最关心的不是他是否夸张，我关心的是，他写作时的角色定位，是朋友，还是记者，抑或兼而有之？
严格地说，这两个角色有时是有利益冲突的：作为朋友，你需要包容赞美；作为记者，你需要客观乃至揭露批评。朋友的交往是私人性的，记者的报道是公众性的，当记者把政治家变成朋友，朋友与记者的角色定位就容易混淆，新闻媒体就容易由“社会公器”变成“私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