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前夕，叶明突然接到教务老师打来的电话，“有一门必修课程还没修完，需要补齐此学分才能申请学位。”他觉得既吃惊又滑稽，他缺的这门课叫做“科研训练”。
顾名思义，这门课应是博士生的入门训练，但却被所有人遗忘了。
这像是叶明整个博士生涯的讽刺。
叶明是一所名牌大学的理科博士生，导师是一位长江学者。几年前，他因仰慕教授盛名而投其门下，但很快便后悔了——“基本得不到学术指导，只能靠自己摸黑折腾。”
据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陈洪捷教授提供的数据，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膨胀3倍，仅2008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博士学位。
数量与美国相当，而博士生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诟病。
今年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推出《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样本为1392名博士、博导和相关人士，公布了一系列令公众愕然的数字：有的博导竟同时指导47名学生，有3%的博士生从未与导师交流过……
9月初，华中科技大学校方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出学习年限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对4年仍未毕业的硕士和8年仍未毕业的博士做退学处理。
此举被报道后，有媒体评论说：在国内诸多大学对硕士生、博士生基本“零淘汰”的情况下，清退研究生是在“打破固有的教育机制积弊”，是“对社会和其他大学的生动示范”。
然而，接受了六年多博士教育的叶明说，单纯将博士生的质量问题归结为淘汰体制的缺位无意义，“忽视被淘汰者的命运，忽视导师应尽的职责，忽视体制承担的责任，对个人、对社会都不公平。”
“提高博士质量，不仅要淘汰不合格的学生，还应淘汰不合格、不负责的导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在欠完备的制度下，读博成了一场“赌博”。
一个导师招了50个博士
叶明在入学“第一赌”——选择导师上就遭遇惨败。
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信息不对称”：谁会想到一位荣誉等身的长江学者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放羊人”？
导师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只是传说，尽管名师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但他通常四五个月都见不到导师一面，几乎没与他讨论过学术问题，他带领的研究小组在几年间也基本没开过研讨会，没任何传帮带机制。
入学不久，另一位年轻老师开始辅导叶明。但一年不到，他就飞赴国外做博士后，又加之其兴趣与叶明导师不一致，这期间的辅导“没任何实质意义”。“从我的遭遇来看，学校对博士生的培养基本没任何管控，导师的权力极大，又缺少监督和管理。”叶明说，尽管学校在发给学生的培养表里注明了一个由4至5人组成的培养小组，但流于形式。
纵使深感“冤屈”，叶明也没途径可申诉，如果一定要找院校领导反映，他能预期的结果：更换导师或退学，转成硕士滚蛋，而这些都换不回他已付出的青春。
不过，叶明还不算运气最差。当他读到第六年时，终于“混到了毕业”，拿着学位证书“如丧家犬般仓惶”地离开了校园。他有一个运气更差的同学，熬到第八个年头，学校停发了补助，导师不指导，又没资源支持，尝试跟导师沟通，导师说：“你要让我看到希望。”“我突然发现人真的可以无耻至极。”叶明说。
还有一位导师，曾在研究生小组会议上公开表示：你们能不能毕业，做不做得好，都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无关。
对本土博士的含金量，1982年毕业的新中国首位博士生马中骐教授也不乐观。
毕业近三十年后，马中骐依然记得自己读博士时的宽松氛围和活跃气氛。
他和导师间的讨论非常多，“胡宁先生最喜欢讨论，每周起码两次，由学生来作报告，一次一上午。他也讲，我们也讲，我们可以错，他也可以错，他非常民主。”马中骐说，“现在，中国学生在不停地念书，国外学生一天到晚在聊天，但他们会思考，差距很大。”
一位博导辅导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马中骐认识一位博导，招了足足50个学生。“院士的学生为什么也抄袭？50个学生，认都认不过来，毕不了业怎么办？那就抄了。”“学生的题目你都不懂，你教他做的还是他抄的都分不出来，根本不是管教不严，而是不够导师资格。”马中骐说。
带两位数学生已并不鲜见，博导们也有不同方法来应对膨胀的学生数。在张峰所在学校，有一位导师每年招5-7名博士生，硕士则更多，身兼行政职务的他，忙不过来，就安排了几名年轻老师，“小老板带博士，博士带硕士”。
博士生常年无法见到导师便成为常态。在周光礼的调查中，甚至有学生从没和导师见过面。
老板与“包身工”
与叶明一样，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工科博士生吴安平“赌”导师的运气也不太好。不过，吴的导师不是对学生过问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80%的时间都给导师做项目。”吴安平说，这些项目的学术水平并不高，花大把时间只为了帮导师争取经费。
吴安平希望专心从事感兴趣的课题研究，但导师的指令无法违抗。据他所知，有的导师甚至会暗示学生：想做自己的事？除非你不想毕业。
而在仅有的20%属于学生的科研时间里，导师也很难给出有益指导，“顶多说点‘要多读书，要抓紧时间’之类泛泛的大话。”吴安平说。“一流大学也有三流教授，三流大学也有一流教授。”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大兴说，由于博导的数量与博士点的规模紧密相连，所以在一些拥有丰富博士点的一流高校，水平不高的教授也很容易变身博导。
在许多学校，尤其是工科院系，一些在学术上不负责任的导师变身“老板”，就像开了家小公司，每年雇用一批博士生，给学生的补助就像发工资，“学生可能只是导师的棋子，每年给很少的钱，把文凭卖给你，而你则付出自己的青春。”吴安平感慨。
另一所211高校的博士生张峰也有类似感受。张的导师整天忙于各种基金、项目的申请，在学术上与学生的交流不多，即使有交流，也多是他关注的产业化项目——这类课题的经济效益显着。
至于博士生比较关心的基础研究，导师兴趣不大，“更有甚者，要发表文章了，找导师修改，导师一句话把你噎住：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东西？”张峰说。
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师徒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早已不新鲜。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导王永成曾被9名博士生“炒鱿鱼”，起因是他要求学生长时间为其开公司做项目，疏于对学生的指导，且只支付极低的报酬。
“看看学校多的二线城市，如武汉、西安、南京，教授们开了公司疯狂赚钱，车一个比一个好，房子一个比一个多。”有博士抱怨说。
更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不平等的、剥削感强烈的雇佣关系。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的作者周光礼认为，在学生师承一人的指导制度下，学生的培养质量极大程度依赖于导师个人的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
在周光礼的调查中，有被“雇佣”的学生抱怨说：“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跟工作有啥区别？还不如出去工作。”
“论文校园代理”与“文凭贩卖机”
选导师是读博过程的第一轮赌博，做科研则是另一轮。
由于各校均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博士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从选题开始，博士们就要“押宝”：什么研究方向容易发论文。
理工科博士在毕业前需要在国际期刊发表SCI论文，但一些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想要发SCI并不容易。张峰说，无奈之下，一些学生只能改变研究方向，往容易发论文方向靠，最后导致毕业论文成了“四不像”。
为了发论文而篡改实验数据的现象则更普遍，“虽然实验要求重复性，但很少有人真的会去重复核实，往往会将结果改得漂亮些。”张峰说。
发论文几乎是整个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压力，而在导师缺乏学术指导，各实验室科研条件又参差不齐的境况下，何时能出成果，没人心里有底。曾有一个月，张峰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到12点才回寝室，直到凌晨两三点都睡不着，极度焦虑。
由于文科博士的论文一般要求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因此难度小了很多，但却掺了许多杂质。就读于华北地区一所大学的文科博士生许嘉即将完成学校规定的3篇论文，但却要支付一万多元“版面费”。
交钱发论文已成公开的秘密。博士生对发论文的需求旺盛，而杂志社也自负盈亏，急需寻求经济来源，于是便孕育出了搭桥牵线的特殊中介——“校园代理”。有不少博士生在课余从事此行当，以此赚取生活费。
一般而言，国家级核心期刊的一篇论文版面费为三四千元，而代理能从中赚取约10%。为了凑成生意，代理需要在校园张贴广告，一旦广为人知，客源便不是问题。而代理所能联系的期刊也五花八门，“只要有钱，再难的事都好办。”一位曾经从事代理的学生说。
许嘉说，学校对发文的数量要求太多了。“博士三年，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还行，但要发三篇，就肯定要凑合注水了。”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博士教育似乎已成一架庞大的“文凭贩卖机”。据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考证，目前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然而，正是这区区253所博士授予高校，成为了美国的“人才收割机”，源源不断地从全世界吸引人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收割”。
没尊严地活着
对于年龄普遍超过25岁的博士生而言，最大的赌博莫过于今日的付出与明日的收获是否成正比。
每月289元，这是许嘉读博期间的补助。由于所在的大学并不在211之列，因此博士补助标准仍停留在上世纪水准。于今日的消费水平而言，杯水车薪。
由于近年来新增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大多集中在非211省属地方高校，因此，“收入不及低保户”的博士也越来越多。
即使是在2009年9月之后提升了补助标准的211院校，博士生每月生活费也不过千余元，这与直接工作的同学比起来，简直天壤之别。“同学聚会时，最囊中羞涩的必定是还在读博的，久而久之，我开始逃避这种聚会。”有博士在论坛上说。
即将“奔三”的许嘉不好意思再向父母伸手，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在双休日去培训机构带课。对于未曾迈出过校门的博士生来说，辛苦一月之后收入接近2000元已相当不错。
更窘迫的是以“朝九晚十二”的作息时间泡在实验室的理工科学生。为做实验，张峰曾连续两周没迈出校门半步，更别提花时间挣外快，“先把博士的胃养起来才能搞科研。”他深有感触地说。
在一家非211高校理工科读博的林建民，每月从学校领取两百多元补助，再靠给导师做项目得四百元辛苦钱，但收入还是远远赶不上所在的沿海城市飞涨的物价。他曾靠做翻译、代写论文赚过一些零花钱，但不久就因实验室工作太忙而放弃了。
自博士入学后，林建民就没谈过恋爱，他甚至主动放弃了几次机会。“如果我18岁，我可以和女朋友一起吃路边摊，给她买很廉价的礼物，也许还很浪漫；但我已经28岁了，如果再请她吃路边小店的拉面，给她买几十块钱的首饰，就算她不嫌弃，我自己也会颜面全无。”
林建民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博士同学生活得没尊严，连去电影院看一场3D《阿凡达》都要做很久思想斗争。每月初，许多人都会一遍遍地查银行卡，看那笔少得可怜的补助是否到账。有时，到账时间晚了一两天，学校BBS的博士版面上就会出现许多询问帖，生怕学校漏发了那两百多块钱。
在华南地区一所大学读博的胡阳已经成家，入学时孩子才七岁，但他不得不离开远在北方的妻儿，过着每天往返于图书馆、寝室、食堂的单调生活。
而更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博士数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学位含金量在不断下降，高校教职也已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博士放弃科研之路，转投政府、企业，“可能若干年之后，就没有学校愿意要本土博士了，或许都是清一色海归了。”吴安平悲观地预测。
只有聪明、勤奋且运气好的人才能从这场耗时3到8年的“赌博”中胜出。
读博前，叶明对自己的未来有美妙的憧憬；而六年后，他觉得自己收获的仅是“不名一文的学位，消逝的青春年华和被扭曲的心态”。
吴安平也认为，如果重新来过，他不会选择读博。现在，他也不愿意涉足学术圈，“这个圈子已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