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东莞中学初二7班，青青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上课随意走动，开关电灯；他午休时火烧床单，用剪刀剪断电线；他脾气暴躁，曾把热水泼到同学脸上。因为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有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除了青青妈，全班49名同学的家长在开学第一天，提交了一封联合署名的请求书，罗列上述“罪行”，要求学校将青青调离这个班，否则就集体罢课。
1个和49个，如果将一个学生拒绝在教室门外，就可以留住49个学生，这样的做法是否就算公正？对于这个班的学生来说，这应该是他们需要上的“开学第一课”：一个人的权利是否就一定要让步于一群人的权利。
幸好校长没有以人多还是人少来做决定。他说，每个孩子都有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学校不能落下任何一个学生。因此，“1个”直到现在还继续留在教室里。
可是，出于群体压力，更多时候人们会理所当然地站在多数人这边。比如在辽宁一个小村庄里，为了61个孩子，学校就剥夺了1个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这个有点特殊的孩子出生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走进小学教室的第一天，村民就把自己家的孩子领走了，学生集体罢课，还有家长代表跑到乡政府上访。罢课第三天，校长顶不住压力，让那个孩子的母亲把他领回家。
1个和61个，至少他的离开让众人回到教室。如果只从结果来看，这或许算是公正。
后来，“1个”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有了自己单独的教室和老师。可他没有同学，只有年迈的老师做伴；他也没有校园生活，只能在空旷的村委会院子里一个人打篮球。因为撤点并校，他成了唯一被留在村里的小学生。
如果在美国，拒绝他的这所学校很可能面临高额赔偿。美国一所私立中学曾因拒收一名13岁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入学，被司法部裁定违反《美国残疾人保护法》，需向这名学生赔偿7万美元并缴纳1。5万美元罚款。当大多数人意识不到少数群体权利的时候，就需要法律的引导。
令人遗憾的是，另一个“1个”以更大的悲剧收场。河南一所县城中学里有个“问题少女”，她打起架来比男生还厉害，被称作“惹事妖精”。班主任让大家民主决策，投票决定她的去留。全班38个同学，26人希望家长把她带回家。
得知结果的她先是大笑，然后哭着跑出教学楼。3天后，人们在学校后面的水渠中找到了她的尸体。
她的同学和老师可能并不知道，民主不是只有少数服从多数，还包括个人发展的自由、容忍以及平等。他们在以一种隐性暴力，对抗她的肢体暴力，这种隐性暴力的名字就叫“大多数”。
出于利己的考虑，很多人的确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闭症患者、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问题少年同在一个教室，让孩子处于潜在的危险中。作为个体，你有选择留下和离开的权利，但没有替别人做决定的权力。况且，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少数”。
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谋求共同体的幸福最大化。但没有尊重个体的权利，仅仅考虑满意度的总和，很可能恣意践踏个体。幸福也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被社会圈禁的男孩，死在水沟里的少女，都可以成为这个社会不幸福的痛点。
一个，还是很多个，这似乎是个艰难的选择。美国学者迈克·桑德尔曾在哈佛公开课上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让他的学生陷入道德困境：如果你是电车司机，正沿着轨道疾驰，突然发现前方有5个工人手持工具站在轨道上，你试着停下来，可刹车失灵了，这时你注意到右边还有一条岔道，上面站着1个工人，撞死他能救另外5个，你会不会拐弯？
大多数人举手同意转动方向盘。“当可以只撞死1个人的时候去撞死5个人，这样做不对。”一个女生说。
少数人觉得应该直行。“这与种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诡辩一样，为了拯救一个民族而消灭另一个民族。”一个男生说。
桑德尔没有给出“正确答案”，他只是想让坐在底下的学生意识到，有时候觉得理所应当的选择，不一定是公正的。或许，在这个9月，青青的班里也应该展开一场这样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