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这个星球的不同角落发生。那么，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作恶者呢？柏林墙倒塌后，守墙卫兵亨里奇因开枪射杀逃亡者而被送上审判席。他辩解说，自己是奉命行事，不得不为。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你或许没有不开枪的自主权，但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主权。后来，人们将之称为“一厘米主权”，说的就是，哪怕是在恶制度的夹缝里，也应该尽可能设法恪守人性善的底线。可，在恶的制度下，是否每个人都知道该放人一条生路呢？
对于这个问题，澳洲的比尔看得最清楚。
1942年2月，日军攻打新加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一周内就溃不成军，全数被俘。16岁的比尔就是其中一名战俘。他被押送到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关进热带丛林里的俘虏营。战后，山打根俘虏营成为残酷虐俘的象征。无数战俘被活活虐杀，“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还有无数战俘在日军战败前夕被依令处决。比尔大难不死，侥幸活下来了。
后来，白发苍苍的比尔受访时告诉龙应台，他印象最深的是，监视他的那些士兵年龄太小，力气不够，抽打他时抓不稳藤条，用力不足，使他得以死里逃生。龙应台问：“有没有可能，是这几个监视员故意放你一马呢？”
“很难说。”他回答。他比喻道：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人的操弄，“就像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让它扭曲生长成某个形状。但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比尔没有说的是，最底层的竹子，如果从小就被扭曲着绑定在那儿，那么久而久之就会固化定型成园丁为它设计的那个模样，即使松绑，也长不回原来的样子了。
龙应台曾以二战期间的日本为例来阐述这个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军特别志愿兵”需要在当时的台湾招兵。此时，台湾已在日本统治下度过了近五十年。长期的“皇民教育”，使台湾原有的流行歌谣被填上“新词”，无数热血青年以“参军卫国”为最高荣耀，热泪盈眶地高唱“历史芬芳五十年，战死做神尽本分，建立武功在南方”。日本军部首期只招1000名士兵，却有42万人涌来报名；第二期也只招1000个名额，报名角逐者多达60万人，还有许多青年陈上血书以表决心。蔡新宗、柯景星是其中两名“幸运儿”，风风光光地入了伍，被派到南洋去做“战俘营监视员”，替日军看管盟军战俘。可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入伍后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准，才算及格。以后的“俘虏管理技能”内容更为残酷，诸如用藤条抽，刺刀刺，枪托打，军刀砍，吊在树上任热带毒虫叮咬等等。
事实证明，日军这套“爱国主义教育”极其重要，正是它，使得这些热血青少年们大行凶残之事而心理不崩溃，良心无负担。甚至战败被盟军军事法庭宣判死刑后，还笑呵呵地对其他战友说：“哎，我去了，祖国的复兴就拜托你们了！”
龙应台还读到了一个25岁日本兵在二战中写下的日记，这个日本兵大概叫做田村吉胜。他记下了自己怎样在南太平洋新几内亚丛林战壕里聆听鸟儿呜叫，想念故乡，盼望家书，思慕故乡的一名少女。这分明是天真烂漫的邻家少年，实在无法和一个凶残暴虐的日本兵画上等号。可事实上他就是那架庞大无比的“战争绞肉机”上的一枚螺丝钉。这些日记只不过是“人性”这根“竹子”在杀人间隙里偶尔下意识的反弹。
而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些竹子？所不同的只是，过去残杀的是彼此的身体，今天互相指责、互相鄙视，用“脑残”、“被愚民”等词汇居高临下地残杀彼此的心灵。怒不可遏时，我们忘了暂停三秒钟，想一想他也只是一株“最底层的竹子”，他没有办法自己挣脱从小就绑在身上的那些绳索与巨石；甚至，即使你帮他搬开巨石，铰断绳子，他也已经定型，再也无法成为挺拔天矫的山野之竹。所以，请你，少一些诅咒，多一些悲悯；少一些决绝，多一些耐心，多一些温和与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