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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想什么重要吗

台湾作家陈若曦在她的《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里,有一段跟蒋经国有关的记录。

1979年年底,台湾高雄发生了示威抗议者和军警严重冲突的“美丽岛事件”,引起了海外华人的高度关切。当时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出了英译本,得到了“纽约时报书评”的醒目报道,具备国际知名度。因而,朋友们决定由她出面,带着“北美华人作家学者签名联署信”,回台湾求见蒋经国。

陈若曦一下飞机,就得到台湾当局的“礼遇”,有人直接站到机舱门口接她。她注意到其中一位高大的男子,一看就像是特别机关派来的,她吸了口气,大胆大方地对那个人伸出手,问:“您贵姓?”那人的回答竟然是:“我是你弟弟。”

真是令人跌破眼镜的答案,然而内中有多少心酸。陈若曦去国十八年,先去美国,接着“回归祖国”,再离开大陆重返美国,都没有机会回台湾,也没有机会跟家人见面,加上为了高雄发生的事,心中紧张,就先入为主地把自己的弟弟当成情治人员了。

陈若曦见了蒋经国,鼓足勇气向蒋经国力陈“美丽岛事件”绝非“叛乱”,不应该用军法审判。蒋经国铁青着脸问:“如果不是‘叛乱’,那是什么?”陈若曦不意蒋经国会有如此一问,脱口说:“严重的交通事故。”坐在蒋经国旁边的“秘书长”蒋彦士,几乎要跳起来骂陈若曦胡说八道了。为了扭转当时极度不利的情况,拉住蒋经国的注意,陈若曦机智地想到用四个字简明扼要地解释事件的缘由,那就是“先镇后暴”,意味着是过度动员军警造成太紧绷的局面,才使得现场失控,爆发了双方的流血冲突。

陈若曦还告诉蒋经国,她回台湾搭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对“美丽岛事件”害怕得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听了她的描述,蒋经国竟然要求也要去搭出租车,自己接触出租车司机看看。

这些细节,显示了晚年蒋经国的人格特质。他最在意的,是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最不愿意犯的错误,是轻者重之、重者轻之。陈若曦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看似荒谬的回答,刚好说中了蒋经国最在乎的方面。整个事件的关键在于有人太紧张、反应过度了,将《美丽岛》杂志聚众演讲造成严重交通阻塞的状况,无限上纲为“叛乱”,必欲除之而后快,才有了“先镇后暴”的不幸结果。“严重的交通事故”变成被出租车司机视为“第二次‘二二八事件’”,两者的巨大落差,震撼了蒋经国。这样的比拟,这样的解释,他听进去了。

陈若曦见蒋经国时,离他去世还有七年。但在陈若曦的记忆中,蒋经国“举止迟缓,已然是病魔缠身的垂垂老人”了。他一定自知来日不多,就更不能放过轻重衡量,毕竟他的生命没有那么多的时光可以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了。

那样的老人,见过陈若曦之后,到了南部,突然指定要搭出租车,而且非坐不可,让他身边的官员莫名其妙。今天我们知道了,蒋经国觉得:知道出租车司机想什么、讲什么,是件重要的事,是他有限时光中自己选择认为应该做而且非做不可的事。

我们不晓得蒋经国坐了出租车没,若是坐了,那遇上了什么样的司机,是周围的人仔细安排好的,还是真正在市井讨生活的人?司机看到蒋经国上了车,敢讲什么?不过,这完全无碍于我们感叹蒋经国作为掌权者立下的典范,那样执着思考轻重比例,而且愿意将听见人民的恐惧排得那么高、那么重要。

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台湾人依然记得蒋经国最大的贡献——当他掌权时,台湾绝大多数人活在经常的、无名的恐惧中,不能确认明天会有什么奇怪、非常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然而当他去世交出权力时,台湾人已经有了对这个社会的一点基本的信心。相信不会因为一句话、一点小事就惹祸上身,大事小事有其逻辑分寸,不会也不能被无限上纲。人开始可以活得正常些、安心些,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