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陈若曦在她的《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里，有一段跟蒋经国有关的记录。
1979年年底，台湾高雄发生了示威抗议者和军警严重冲突的“美丽岛事件”，引起了海外华人的高度关切。当时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出了英译本，得到了“纽约时报书评”的醒目报道，具备国际知名度。因而，朋友们决定由她出面，带着“北美华人作家学者签名联署信”，回台湾求见蒋经国。
陈若曦一下飞机，就得到台湾当局的“礼遇”，有人直接站到机舱门口接她。她注意到其中一位高大的男子，一看就像是特别机关派来的，她吸了口气，大胆大方地对那个人伸出手，问：“您贵姓？”那人的回答竟然是：“我是你弟弟。”
真是令人跌破眼镜的答案，然而内中有多少心酸。陈若曦去国十八年，先去美国，接着“回归祖国”，再离开大陆重返美国，都没有机会回台湾，也没有机会跟家人见面，加上为了高雄发生的事，心中紧张，就先入为主地把自己的弟弟当成情治人员了。
陈若曦见了蒋经国，鼓足勇气向蒋经国力陈“美丽岛事件”绝非“叛乱”，不应该用军法审判。蒋经国铁青着脸问：“如果不是‘叛乱’，那是什么？”陈若曦不意蒋经国会有如此一问，脱口说：“严重的交通事故。”坐在蒋经国旁边的“秘书长”蒋彦士，几乎要跳起来骂陈若曦胡说八道了。为了扭转当时极度不利的情况，拉住蒋经国的注意，陈若曦机智地想到用四个字简明扼要地解释事件的缘由，那就是“先镇后暴”，意味着是过度动员军警造成太紧绷的局面，才使得现场失控，爆发了双方的流血冲突。
陈若曦还告诉蒋经国，她回台湾搭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对“美丽岛事件”害怕得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听了她的描述，蒋经国竟然要求也要去搭出租车，自己接触出租车司机看看。
这些细节，显示了晚年蒋经国的人格特质。他最在意的，是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最不愿意犯的错误，是轻者重之、重者轻之。陈若曦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看似荒谬的回答，刚好说中了蒋经国最在乎的方面。整个事件的关键在于有人太紧张、反应过度了，将《美丽岛》杂志聚众演讲造成严重交通阻塞的状况，无限上纲为“叛乱”，必欲除之而后快，才有了“先镇后暴”的不幸结果。“严重的交通事故”变成被出租车司机视为“第二次‘二二八事件’”，两者的巨大落差，震撼了蒋经国。这样的比拟，这样的解释，他听进去了。
陈若曦见蒋经国时，离他去世还有七年。但在陈若曦的记忆中，蒋经国“举止迟缓，已然是病魔缠身的垂垂老人”了。他一定自知来日不多，就更不能放过轻重衡量，毕竟他的生命没有那么多的时光可以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了。
那样的老人，见过陈若曦之后，到了南部，突然指定要搭出租车，而且非坐不可，让他身边的官员莫名其妙。今天我们知道了，蒋经国觉得：知道出租车司机想什么、讲什么，是件重要的事，是他有限时光中自己选择认为应该做而且非做不可的事。
我们不晓得蒋经国坐了出租车没，若是坐了，那遇上了什么样的司机，是周围的人仔细安排好的，还是真正在市井讨生活的人？司机看到蒋经国上了车，敢讲什么？不过，这完全无碍于我们感叹蒋经国作为掌权者立下的典范，那样执着思考轻重比例，而且愿意将听见人民的恐惧排得那么高、那么重要。
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台湾人依然记得蒋经国最大的贡献——当他掌权时，台湾绝大多数人活在经常的、无名的恐惧中，不能确认明天会有什么奇怪、非常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然而当他去世交出权力时，台湾人已经有了对这个社会的一点基本的信心。相信不会因为一句话、一点小事就惹祸上身，大事小事有其逻辑分寸，不会也不能被无限上纲。人开始可以活得正常些、安心些，多好！